美国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以TikTok案为例

近年来,美国国会不啻反华渊薮,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趋强。究其原因,既源于国会的反华传统,也涉及国会决策流程“结构—功能”因素对“中国威胁”的放大与异化。在美开启“对华竞赢”战略后,泛安全化渐成美国护持全球霸权、缓解战略焦虑的惯性认知和竞斗手段。然而,泛安全化在美国国内难纾国会两党极化与决策失灵之困,在国际上易生安全困境且会导致国际安全环境畸变。基于绝对安全思维与政治制度设计,美国会否落入“泛安全化陷阱”仍待探析,但TikTok安全化是美国会在涉华议题上极端反华叙事与细密遏华提案的缩影。短期看,TikTok提案热度受内外情势影响或有消涨,但中长期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及其生成逻辑难以逆转。     

网络威慑与霸权重塑：美国网络威慑战略的演化及动因探析

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信息化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为适应迅速扩张、充满不确定性的网络环境,美国将传统威慑理念引入网络安全战略领域,以网络威慑作为其追求安全利益、扩大竞争优势、重塑国际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被动应对、主动防御、攻势主导和立体威慑四个阶段,在网络霸权追求的驱使下呈现出威慑态势日益强化、威慑体系不断完善、攻防兼备且偏重实战等趋势。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强化受到多种内外动因的影响,是安全—利益考量、权力—政治诉求、思想—文化根源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变量叠加作用的结果。美国企图超越传统的战略逻辑,但其战略制定与实施并未单纯地停留在“安全”层面上,而是在激进特征的推动下进行战略的演化发展,其安全思维背后的霸权实质形成了一种战略悖论,不仅造成美国的内在逻辑困境,还将导致攻防相悖的脆弱安全环境并动摇国家间的战略平衡。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亚太军事霸权转型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安全战略态势从离岸平衡转向中心主导，军事基地布局从一线拒止向二线打击延伸，军事同盟结构由权威等级向利益扁平化发展，总体军事基调愈益锐化，呈现出霸权转型之势。美国亚太军事霸权转型大体遵循以权势霸权弥补制度霸权失效、借力同盟增加权力安全距离的思路，最终目的在于霸权护持。然而，美国亚太军事霸权转型效果并不理想，虽取得短期成效，但同盟嫌隙持久存续，秩序重塑漏洞百出，美国的霸权主导难以维系，被迫逐渐向霸权护持过渡。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从霸权稳定论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兼论中国的应对之策

霸权国的能力、意愿、合法性和霸权周期性是分析霸权国战略的四大基本要素。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进入霸权周期的尾期,并处于实力相对衰落之中,但美国的称霸意愿依然强烈,出现实力和意愿的背离,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美国因此表现出担忧失去霸权的焦虑,并采取相应措施。亚太地区是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整体战略的关键一环。2011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战略上限制中国和防范中国,谋求以低成本维持美国主导的亚太新秩序。中国可通过实施"五心"战略化解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避免中美走向大国政治对抗的历史悲剧的重演。     

论中美"共主"的可能性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霸权国家存在,且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为国际稳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美国作为霸权国,应该为国际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所谓"单极稳定论",是霸权稳定论、机制稳定论的逻辑发展和新现实主义的时代回归,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衰落之中的霸权时代,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相关国家合理分担,美国需要合作者,而中美合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将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霸权的联盟逻辑:理解中日博弈中的美国行为

如果说霸权国的核心利益就是护持其体系中霸权地位,那么,如果诱发一场针对挑战国的冲突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国家的根本利益,霸权国可能会选择支持并乐见其依附者对潜在的挑战国发难。日本改变几十年来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默契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诱导。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并表明"是时候朝建设新国家迈出一步",这明显可能激化中日现有矛盾并引发东北亚各相关国家的不安,同时也表明日本的行为可能导致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失控,对此美国以"失望"一词表明其不会在战略上被日本绑架。可见,当前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北亚轮辐体系并非是确保该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压舱石,可能正好与其宣传的结论相反,其更有可能是在某些条件下促使未来10年内中日之间外交僵化、在夹缝中艰难博弈的催化剂。中国若想改变在未来10年内的中日争端中的被动局面或至少避免美国对日本行为的无限度支持,就必须从提升自身战略力量或依靠结盟来增加制衡性力量。     

相互依存式霸权：“第二世界”和金砖国家的崛起透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以南海外交为例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行为模式并非完全承袭基于国际系统结构基本分析框架的霸权护持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是基于国际系统进程基本分析框架的导出概念。厘清对安全护持的认识需要解构这一概念,找出蕴涵于其中的基本战略行为,而基本战略行为的判定须通过"基于维度"的考察。施韦勒和米尔斯海默意义上的制衡可以作为这种基本战略行为的分析基底,但制衡的概念必须重塑才能符合基本战略行为的要求,重塑制衡的方式主要是打破其指涉对象的单一维度而进行多维重构。随着冷战后亚太安全环境的变迁,美国的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也存在转型的必要,而制衡行为的转型又是安全护持模式转型的核心。冷战后美国对南海相关声索国的外交行动验证了安全护持模式及其转型的有效性。     

试论均势的生成机理、功能效用及其与霸权的关系

本文主要探讨了均势的生成机理、功能效用及其与霸权的关系,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均势的生成既源于人性本恶,各国有意而为之,也离不开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各国不得已而为之。其次,均势是实施国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他国家亦并非是消极的被制衡对象,主要成员国可发挥均衡作用;在特定情况下,均势可维护小国的独立与安全。第三,冷战后均势与霸权更加紧密结合,不再截然对立,霸权国运用霸权均势,以均势手段来为霸权目的服务。     

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

主权国家存在一种整体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最高利益,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对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了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安全、经济、文化等具体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基本依据.本文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来界定其整体国家利益,并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分为两类:霸权国和一般性大国.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巩固和提高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制度地位,而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则从长期和短期的视角来界定.从长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从短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应该限定在获取霸权实力地位,以及在条件下允许的情况下获取地区主导地位.和平发展、先融入后适度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应该是一般性大国崛起、霸权地位和平转移的合理路径.     

国际金融危机下美国霸权的发展态势

"新帝国主义"霸权行为是美国为解决中心地区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维持全球军事霸权,而对其他国家进行领土权力控制所造成的结果,其突出表现形式是美元霸权、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单边主义和"新炮舰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创美国经济以及美军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泥淖,宣告美式新自由主义神话以及美国通过穷兵黩武推行的"新帝国主义"全球进攻战略的双料破产,使美国的霸权遭受沉重打击.尽管美国正通过制造金融战争来搞垮竞争对手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或制造地区局势紧张来破坏他国现代化进程,以延缓自身霸权的颓势,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的扩展和深化,美国霸权终将在愈来愈猛烈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走向衰落.     

浅析美国国家软力量

冷战后, 随着国家软力量在国家力量中地位的突出, 大国开始看重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利用自 身软力量的优势来影响它国的能力。国际政治领域中也由此出现了“ 文化霸权” 、“ 信息霸权” 、“ 制度霸权” 等名词, 或统称为“ 软霸权” 。美国利用其软力量中的世界理念、大众文化与媒体、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等来 为其全球霸权战略服务;但美国利用软力量称霸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认清在“ 文明” 、“ 合法”的外衣 下的软力量所形成的“软霸权”与凭借军事等硬力量推行的扩张政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由此要对美国的 “软霸权”提高警惕,并通过捍卫、弘扬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 加强自身的软硬力量建设, 来有效地维护国家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安全。     

“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 ——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英国独控印度洋的时期也是其扩张达到高峰继而转向衰落的时期,尽管衰落的速 度——因为有印度殖民地资源的支撑——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进入新世纪的美国在中亚失败 后转入衰落的现象再次说明：建立在“心脏地带”之上的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具体表 现是它存在着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的悖论。这种悖论称之为“麦金德悖论”。产生 这种“悖论”的原因是沿着这条路线扩张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国力达到目的。英国之后,麦金德理论 的这种悖论——可能是历史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教训——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相反,它在包 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后发强国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其结果也无一例外地深陷其 中并由此转向衰落。“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有相当的经验教训 值得汲取。     

从国家独立到西半球霸权：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拉美政策——兼论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美国是从区域性霸权走向世界霸权的，而拉美政策是其巩固国家安全，实现深度发展的逻辑起点与重要保障。在崛起过程中，美国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订了既务实、灵活又不失原则的拉美政策与战略，妥善处理了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在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注重软实力建设，既确保了自身利益，又充当了拉美地区利益的代言人与维护者，为其确立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15年2月发布的奥巴马政府任内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关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总结了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与首要战略风险,突出了美国经济复兴与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认识到在价值观层面"内修"与"外展"的关系,强调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性。这份报告表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秉持战略克制、责任分担与慎用武力的基本理念,展示美国护持霸权地位的决心与手段。就涉华内容来看,美国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基调,但也表达了更多更新的战略关切,反映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400年霸权还是周期性霸权 ———质疑“霸权轮替”说

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霸权轮替”说产生于传统的权力观念, 而根据非传统的国家 安全观即制度变迁理论, 近代以来的霸权只有英国式霸权而不存在霸权轮替问题。只有在政治上 实现“人民主权”下的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 在经济上实行正常的市场经济, 弱国才能强盛, 强国才 能持续, 才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货币金融权力与美国的“软霸权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而资本 的跨国流动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金融权力成 为与传统的陆权、海权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政治或战略影响力, 同时传统的IMF 在国 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IMF 的美国形成了 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 。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IMF 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