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大挫折,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借鉴经验.河南"大跃进"是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典型,在"大跃进"中名躁一时.本文结合河南"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从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了"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原则.     

毛泽东"赶超"思想再认识--兼与齐卫平等人的观点商榷

毛泽东"赶超"思想集中体现在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前期.因这一思想与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历程有着密切联系而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但由于毛泽东自50年代后期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上呈现复杂状况使得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赶超"思想的研究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本文试图就研究中存在的几个争论性问题提出自己几点不成熟看法,以期引发更进一步探讨.     

试论大生产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之历史分野

大生产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是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同样是经济建设运动,但在指导思想、个体私营经济的命运、农业的发展程度、党的领导以及道德精神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历史分野.     

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学术界提出了"国际环境压力"说、"摆脱苏联模式"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说、"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国际赶超热潮影响"说、"国民心态推动"说、"存在社会基础"说等8种主要观点.     

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

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另一种形式,对社会各领域的变动、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得失与成败,不能只注重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还应当特别注意社会心理作用这个重要因素.要全面认识和思考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心理状态.     

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

正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之年,大炼钢铁是这年"大跃进"运动的显著的特征。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为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直接诱因。"为实现一○七○万吨钢而奋斗"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为535万吨,由于"大跃进"的发动和人民群众生产热情的高涨,人们的头脑开始不冷静了,赶超英国的时间一再被缩短,1958年钢铁产量的指标不断被拔高。     

两次群众性诗歌运动

正共和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群众诗歌运动,一是"大跃进"民歌运动,一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前者是1958年"大跃进"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新民歌运动,后者是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形成的诗歌运动。"大跃进"民歌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心里充满幸福感、自豪感,"诗言志,歌咏言",他们迫切要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愿望抒发出     

"大跃进"运动成因的苏联因素探析

“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其中苏联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苏共二十大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大跃进”运动则是“思想解放”走向极端、偏离实事求是这一正确轨道的“创造”;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苏共二十大进行的重新思考,将反冒进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为大跃进的发生起了清道和催化的作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中“赶超”战略和浪潮的影响,是“大跃进”发生的直接外在动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又使毛泽东产生了依靠自己力量率先进行“赶超”的迫切想法。     

论“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促使"大跃进"运动发动的主要原因是: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急于求成;错误地对"反冒进"进行批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以苏为鉴,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积极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评法批儒"运动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厄运

"评法批儒"是"批林批孔"运动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如果说"批林批孔"运动是"文革"末期一次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动乱",那么"评法批儒"则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次特殊时期的灾难.从学术史的视角审视这场打着学术旗号的所谓"学术"研究,尽管相关的研究不无涉及,然大都是点到为止,而且大多是在"批林批孔"题下作一般的述论.因此,对"评法批儒"运动的起源与变迁进行学术史的分析,一则可见这一特殊时期"学术"是如何被亵渎,二则可见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学术操作如何失范.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