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劳动权入宪刍议

在市场经济时代,国家应信任企业自治,通过劳资双方共同探寻出路。面对我国目前面临的劳资关系僵局和劳工权益保护的困境,重申并强调集体劳动权的重要性无疑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本文从完善集体劳动权的法律体系和现代宪法学中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两个角度论证了集体劳动权入宪的必要性。同时,本文也对我国宪法中集体劳动权的基本构架进行了设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讲座（二）

(五)社会经济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的经济物质利益的权利。它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上的保障。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看，社会经济权利主要包括公民个人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     

农民工劳动权保障的宪法学思考

农民工劳动权是直接关系农民工及其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宪法权利,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却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侵害。从宪法权利层面来分析,一是农民工劳动权未得到平等保护,二是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不完善,缺乏迁徙自由、集体劳动权。因此,必须完善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启动违宪审查制度,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     

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

目前,法学界对于劳动权的研究大多是从劳动法的角度展开的,从宪法角度所进行的劳动权研究大多也是在用我国劳动法第3条的内容解读我国宪法第42条劳动权的含义,陷入了"以劳动法解释宪法"的方法论误区。笔者认为,对于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应当立基于"以宪法解释宪法"的原则上,从宪法文本以及宪法变迁中探求宪法劳动权的内涵。自1954年宪法以来的几部宪法文本中,我国宪法劳动权的规范表述形式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变迁,主要是所有制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却赋予宪法劳动权和劳动的概念以全新的含义,并使职业自由成为我国宪法劳动权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形态。     

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与国家的尊重义务

防御权功能是劳动权的首要功能,以防止国家权力的干预、为公民创设"自由空间"为旨趣。公民劳动权的起始之处,即国家权力的终止之所。防御权功能属于"主观权利"范畴,公民享有"不作为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尽管我国《宪法》未规定劳动自由,然而,从"事实"与"规范"二维度看,防御权功能亦是我国劳动权的题中之义。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之实现仰赖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的"尊重义务"。尊重义务是劳动权保障的根本义务,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尊重义务的主体,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尊重义务的主体资格。     

社会权概念界定之批判与重塑

当前学界对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内涵—价值分析"、"外延—规范分析"两种路径。虽然以上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但它们都没有完整揭示出社会权概念的本质特征。社会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立基于对尊严与平等以及社会经济领域公民适当生活水准的价值追求。国家义务作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重要工具性指标,其分别涵括尊重、保护和给付三种义务类型,但在逻辑上,尊重和保护义务只是给付义务的逻辑衍生。在外延上,社会权并非意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国情因素制约,各国宪法对于社会权的规定并非整齐划一。我国宪法层面上的社会权主要包括适当生活水准权、劳动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以及受教育权等。     

我国学者对劳动权概念的研究概览

劳动权也称工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20世纪以来,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并相继载入宪法。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劳动权,但未对劳动权的概念作出解释。国内学者对劳动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国内学者界定劳动权概念的外延大小,可以把对劳动权的界定分为“一权说”、“二权说”和“多权说”。“一权说”认为,劳动权就是就业权;“二权说”认为,劳动权包括就业权与获得劳动报酬权,这是国内的主流观点;“多权说”认为,劳动权应包括多项权利,只不过各学者在界定劳动权外延时所持的范…     

论退休权的宪法保障

我国宪法中规定的退休权,属社会权的范畴。退休权与物质帮助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保障权内容。我国宪法中有关退休权的规定不符合实践需要,应当进行修改:在主体资格上,应扩大退休权的权利主体;在实现方式上,应将退休权彻底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中。同时,在实践中,应当对退休权、劳动权进行合理平衡,才能正确处理诸如“平等退休权”、“强制买断工龄侵犯退休权”等纠纷。     

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

西方理论阐述宪法上的劳动权属性,多采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端。然而,理解我国现行《宪法》的劳动权性质及其内涵,则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既有学说,需要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出发、运用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才能清楚获得。同时,要真切理解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上的性质,还必须具有宪法的"历史意识",仔细分析劳动权在不同阶段文本中的功能流变。现行《宪法》中的劳动权规范既是一种保障私权的权利规范,也是蕴含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伦理的重要承认规范。     

劳动权的宪法论析

宪法上劳动权的享有主体为公民,国家对公民劳动权的实现负有义务,该义务在公民缔结劳动关系前即存在,并贯穿于劳动关系存续的整个过程中。在完善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结构、内容和表述的前提下,根据宪法精神和原则合理划分和行使构成国家权力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构建以宪法为基础的劳动权国家权力保障体系,确保劳动权的宪法权利得以实现。     

论公民代理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

诉讼活动中公民代理行为具有合同性和劳务性。取得劳动报酬权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劳动权的重要内容。公民代理行为由宪法以及体现其分配原则的劳动法和合同法来调整。任何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不可以剥夺公民的劳动权及其劳动报酬权 ,否定公民代理人行为的劳务性 ,将它们视为一种无偿劳动的做法 ,是在事实上违背了宪法所确定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是对劳动者劳动权及其劳动价值的一种否定 ,也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精神。     

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互动原因研究——以人格权为分析进路

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的缩影,对其互动原因的分析研究,旨在探求影响和决定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之互动关系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厘清影响我国当前法治建设进程的相关理论观点。现代以来,随着国家职能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传统的公私法二分式结构渐趋模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分明,社会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为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宪法与民法、公法与私法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广泛的作用空间。基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需求,现代国家更多地介入到了私权领域和经济社会生活中而冲破了原有的理论和制度对国家公权所埋设下的层层藩篱,由此导致了公私法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上的互动和交融。     

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探析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途径,宪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它的直接法律效力。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适用于诉讼。我国虽未真正建立起对公民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但已呈现出了司法救济的雏形。建立和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对宪法实施的有效监督。     

从民法上的环境权到宪法上的环境权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将环境问题列为世界第三大问题,环境权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来。学者们从不同的法律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于环境权的认识。民法上的环境权既有较大的意义也有固有的缺陷,因此民法上的环境权不能代替宪法上的环境权,而且最终要上升到宪法层面。环境权理论对我国的宪法从观念到条文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再说“《宪法修正案》修正了什么”——“法治”、“人权”入宪之断想

1999、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法治"与"人权"载入宪法。这不仅是对"法治"与"人权"的确认,而且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价值准则与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宪制与法律制度的逻辑问题。依据这样的逻辑,《宪法修正案》的根本涵义,就是要求对宪制与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以实现和巩固"法治"与"人权"。     

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目前被学者们诠释为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而文化权利这一范畴不仅被我国宪法学者指称宪法第47条规定的自由,还被人权法学者用来解读国际人权法中的有关权利,并且具有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宪法规定与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不一致的特点,弱化了科学研究自由的独立价值和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在外国宪法中多规定为学术自由或学问自由,因此可以吸收和移植域外宪法学理论关于学术自由的诠释资源,来丰富我国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内涵。遵循宪法解释学的路径,运用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可以架起科学研究自由通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桥梁,以科学研究自由为宪法基石构筑我国现代大学法制,从根本上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顽疾。     

论公序良俗对宪法权利的保护——以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为视角

宪法实施的私法化,是通过将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具体化,使宪法权利包含的法律的基础价值准则作为公序良俗原则的重要成分,进而将私人之间侵害宪法权利的法律行为视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从而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判断产生影响。由于公序良俗条款含义的包容性以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尤其是宪法权利的特点,决定了公序良俗条款发挥宪法实施的私法化的桥梁和媒介的作用,是宪法权利及价值纳入私法领域不可或缺的具体路径。我国宪法第51条和民法通则第58条之间的共同性,使宪法权利私法化不仅具有宪法上的依据而且具有实行的条件。     

从若干起冤案看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

人身自由是公民全部权利中最基础的和前提性的部分。在人身自由保护领域,近年来不断披露出的一些重大冤案向社会发出了警示,要求人们给予人身自由保护问题以足够关注。保护人身自由固然需要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但从根本上看却首先是宪法课题。全面、直接保护人身自由,既是200余年来的宪法传统,也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宪法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性条款不足,因而公民能够享有的相应程序性权利偏少。我国需从补充宪法程序性条款、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和保障审判权独立等方面入手来提升人身自由的保护水平。     

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宪政解读

公民权利是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主体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实施权利需要配置资源,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宪法规定的农民的公民权利被搁置,造成农民公民权利的贫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的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国家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