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远去“了吗?

复杂的鲁迅现象不仅是文学历史现象，而且是不断被现实影响也在影响现实的思想文化现象。有些青年作家或说鲁迅“他离我们挺远的，没有指导意义”，或说“我离他太远，不可想象”①，倒也尚未成文。成文后发表的《远去的鲁迅》则表达了老年学者的观点，其忧思虽令人有某些同感，却也不尽以为然。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海内外一度对新儒学的呼唤声中，在迈向21世纪之际，鲁迅“远去”了吗?　　诚如《远去的鲁迅》作者所言，“从时间的观念看，鲁迅的生命实体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确实是“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的事实”②。文化巨人鲁…     

春光绿草与荷香月色交织的美——论<春>>与<<荷塘月色>>之同异

朱自清的《春》与《荷塘月色》可谓绝代佳作，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融情于景，即景抒情是共同点；两篇文章还体现了作者不同的语言特色：《春》的语言特征是逼真活脱，《荷塘月色》的语言特征是自然新颖。朱自清在其中实践了严肃缜密的创作精神和素朴创作风格。     

对<<孙子兵法>>产生时间及作者的再审视

关于《孙子兵法》的产生时间及作者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个由来已久的旧话题了。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日：‘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孙子名武，春秋时齐国人，曾人吴为将军，其生活时代大约……     

对历史图景的两种解说

十年前，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下台，蜕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在这场历史大变动中，柏林墙的倒塌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标志事件。十年过去了，人们从激动走向冷静，从幻想走向现实，怎样评价柏林墙事件呢？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的《南方周末》和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４日的的英国《金融时报》，分别以《历史图景的变换》和《怀念清苦的共产党时代》为题作了评价。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南方周末》：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夜里，在柏林墙的两面，东西柏林的人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全力摧毁这个钢筋水泥的膜片。泪水和雨水和…     

试论屈赋对辛词的影响

古人论及诗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时,往往将《诗》、《骚》作为源头和典范;强调学诗应当继承《诗》、《骚》的优良传统。在沈约看来,后世的一切韵文,“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后来的许多作家、学者谈到学诗问题时也都风骚并提。苏轼云:“熟读《毛诗·国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许彦周《诗话》引)吕居仁在《童蒙诗训》中指出:“学诗     

动得真情有好诗——敬读《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

“学问为诗古亦讥，胸无学问更堪悲；要须尽入洪炉冶，动得真情有好诗。”这是黄云同志诗《无题一首》，深刻地阐述了做学问与写诗的区别和关联：那些经过千锤百炼、动真情的诗才是好诗。这首诗既是黄公的诗论，也是他的切身体会和写诗之道。诗如其人。正是凭着深厚的涵养、丰富的学识、高尚的追求和炽热的真情，黄公为社会和诗坛奉献了《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一书。     

从以《诗》评《骚》到诗骚同源——唐前屈骚批评的转变及其意义

屈骚批评从汉人开端之后千年不绝。在这历时悠久的批评历史里，其批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这种丰富性很鲜明地体现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屈骚批评内容的多次发展和转变上。两汉到南朝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转变，我们将之简单归纳为：从以《诗》评《骚》到诗骚同源。这次转变，不仅使屈骚批评的内容发生根本改变，呈现出与汉代屈骚批评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而且意义重大，对以后的《楚辞》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惟陈言之务去”乎——韩愈诗赋创作习用《昭明文选》之考察

近人李审言辑《韩诗证选》,已发明了韩愈诗作与《文选》的关系;经微观比勘可知韩愈赋作等更是深得《文选》收录之"骚"体文的精髓:"《骚》意"和"《骚》体"。韩愈诗赋,化用《选》诗,学习《文选》古文辞藻、文法,扬弃其陈腐的思想言论,互补以现实生活中的活语言和新意,体物写意、抒情言志,唱响诗文之最强音,达到了"复古"(继承)与"惟陈言之务去"(革新)的天然统一。     

论反传统视角下的鲁迅诗歌写作

本文从反传统的视角出发，试图反原鲁迅对于诗歌写作的真实态度，探讨其诗歌形式演变透露的信息，并考察鲁迅旧诗与“传统”的关系。本文认为，鲁迅私下里喜欢诗歌写作，但是出于反传统的时代需要，因此不愿意在公开场合为诗歌写作摇旗呐喊。而从具体的诗歌形式上看，鲁迅不愿意发表自己擅长写作的旧诗，却愿意发表自己并不擅长的新诗，并出版散文诗集《野草》，同样表明了反传统的巨大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私下写作旧诗时，鲁迅继承的也不是“风花雪月”的传统，而是屈原、杜甫这些诗人所创造的“感时忧国”的传统。这充分表明了鲁迅在获取传统时所具备的“历史意识”。     

《廿四诗品》的审美化思辨

《廿四诗品》是一部以“诗笔写诗论”、形式特殊的文论著作。其艺术形式蕴涵着独特的美学意义;其审美形式的抉择主要源于艺术形式自身的历史承传、美学思想传统、作者的诗美观及民族思维传统;其审美方式为借助意象意境的塑造,阐发艺术感受和理论思考;其艺术哲学为“由技进道”:诗歌创作应从技艺上升到艺术规律,乃至融汇于整个宇宙规律。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别解——兼论《伐檀》的主旨

《诗·魏风·伐檀》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但诗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一句,诸家解说各异。其中有两种说法最为流行:一是认为“不素餐兮”是反问句或反语。二是认为“素餐”为“素食”,“不素餐”即“不吃素食”。这两种说法不甚妥贴。现略述管见如下。 《诗经》中类似“不素餐兮”的句子凡十二例,均为否定性的陈述句,而非反言句式。如“不我活兮”,“不我信兮”(《邶风·击鼓》)《毛传》“不与我生活也”,《郑     

机会+智慧+敬业=成功

每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他们的成功经验,给社会留下最有价值的财富,是人类进步的典范。机遇与您同在,机会由您把握,这里介绍几位世界著名企业家成功的共同经验:机会+智慧+敬业=成功。 “麦当劳的光大音”——雷蒙·克罗克 麦当劳在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一万五千多家餐厅,是饮食业成功的典范。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统一了全世界的“饮食文化”,数以万计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者成了麦当劳的“臣民”。可你知道吗,麦当劳的品牌并不是麦当劳的创始人麦当劳兄弟创造的,而是由一个叫雷蒙·克罗克的将其发扬光大。     

神龙见首不见尾（上）——领导者的城府解析

清时戏剧作家洪昇著述等身，除传奇名作《长生殿》外，还有多种传奇、杂剧和诗章，更有人甚至考证其为《红楼梦》原著者，曾雪芹只是“披阅增删”而已，这当然不是定论。他自凭学优才赡轻蔑他人诗作说：诗应如龙，而他人诗作无头无尾，连鳞、爪也没有，故非龙也非诗。当时有一个无名的小司寇（官职）却不买账，讥笑洪昇说：诗乃神龙，只能见其首而不见尾，有时在云中只露一爪一鳞，怎能见其全貌呢？后人就以“神龙见首不见尾”比喻有才能者往往行踪神秘，不轻易露出真相。     

论汉代的抒情言志赋

一个时代,人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心声需要抒发,因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抒情文学。在先秦,《诗经》与《楚辞》南北辉映,代表了那一时代的抒情要求。那么,汉代的抒情文学在哪里呢,众所周知,汉大赋是以状物为主的,不是抒情之作。直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汉代的抒情之作主要是大赋之外的那些拟骚之作,被刘勰称为“杂文”的“对问”之作以及一些抒情小赋。这些作品才是真正的汉代抒情文学的主体,是上继诗骚,下开百代抒情     

狗猛酒酸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著然不售,酒醉。怪其故,问其所知。问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絜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音核)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汉代“骚辩＂与刘勰“辨骚＂

刘勰“辨骚”是从汉人的“骚辩”开始的,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对之进行评论,更重要的是要在汉人“骚辩”的基础上树立己论。刘勰借汉代“骚辩”而立的己论主要有四个方面：肯定屈骚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并高度推崇其意义和地位;肯定屈骚文学的巨大影响;对文学与经书（经学）的关系给予了较为正确的区分,且对文学创作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较为科学的文学批评原则。这四点乃是刘勰屈骚批评的重点,亦是南朝屈骚批评的代表。     

鲁迅思想及“著作权”的一段历史公案

上海《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树人”的小说《玻璃神》,其主题是表现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慈悲观念。该小说于1976年被发现时,日本和中国的几位学者围绕它是否是鲁迅的早期佚作展开过讨论,出现相反的两种意见,意见分歧的一大根源在于如何看待鲁迅对佛教的态度和作为,否定者的主要论据就是鲁迅对佛教一贯持批判态度,不可能写“亲佛”的小说。但事实上,鲁迅对佛教文化有过持久而热忱的关注;他的大苦恼、大悲悯、大智慧、大无畏的人格精神也深受佛教文化中相应成分的影响熏浸;佛教文化的积淀还经常在鲁迅的艺术思维中发挥作用。因此,不能因为《玻璃神》“亲佛”而否认鲁迅对它的“著作权”。     

《论语》治学论(之二)

(上接本文第一部分《原文及注、译、按》之15,载本刊2004年第1期)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注　“攻”,攻击,尖锐地批判。“异端”,异乎寻常的意见、主张,在传统的理解中主要指与主流思想的基本立场有分歧的观点、理论和学说;而按孔子的说法,“异端”就是谬说。“已”,止息,消失。董仲舒有“诗无达诂”之说,刘向又有“诗无通故”之说,看来《论语》的训读也有大异其趣的情形。据《译注》介绍,不少学者把“攻”字解释为“治学”之“治”,那么“也已”也就成了句末肯定语气词。(见该书第20页)译　(由于注释不同,行文分为两种。)(1)…     

《论语》“兴观群怨”之我见

《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经孔子这么一说,而且是与“诗”联系在一起,于是后之论者便认为,这四个字是孔子对其文艺思想的高度概括,更有人由此而演绎出《论语》在文艺创作上的艺术性原则,及丰富的美学内涵。     

庄骚融通视野下钱澄之的屈骚阐释

钱澄之的屈骚阐释,游走在诗学、易学、庄学之间,庄与易因时而相合,屈与诗因性情而相连,易与诗因为感应而相通,钱澄之以庄解骚、以易解骚的阐释视野,依托于他的庄学、易学宏大的学术研究背景,并以一种深刻的比较意识,凸显了其屈骚阐释的学术新路。钱澄之作为明代遗民群体中的一员,遗民群体生命情感的介入,又使得他这一时期的屈骚阐释天然地具有了其它时期所无法彰显的独特诗学与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