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辉:识草木鸟兽之名与读《诗经》

正《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部古代典籍。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指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学习《诗经》者之一益。上世纪20年代我国卓越的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秋辉研究《诗经》,十分重视识草木鸟兽之名,他认为借助诗人所托兴之草木鸟兽,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之命意。他曾说:"学《诗》者,必先于鸟兽草     

僧诗与禅文化的美学内涵

一《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作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中国古代重诗教，《论语》里“不学诗，无以言”、“始可与言诗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句子，都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佛教，意思就是佛陀的教育，这种教育，也如同中国的儒家孔孟之道，其实它们有许多观点和方法是相同的。佛教教学的目的是求得智慧，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智慧的教育。在佛经里有一个术语，梵文音译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如果用现在通…     

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

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认为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这是囿于时代意识的成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即审美的优先性。孔子的诗学思想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     

“诗”不得已而怨——也谈“诗可以怨”

钱钟书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的讲稿《诗可以怨》,篇幅不长,内容精深。在讲稿中,他对“诗可以怨”这个古老的文学命题进行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的深入考证,特别是引证、对比了中外文论中一些很少为人所知的精当见解,读了启迪人思。     

陈子龙《庄周论》篇辨析

陈子龙的《庄周论》表现出对乱世之民怨毒之情的深切体察,同时又强调“怨”必归于圣贤之教方可谓之“善怨”。这些超越传统偏见而向“诗”、“庄”原始经义的回归又与他诗学观念中力返风雅的主张相一致。     

左丘明及其墓·故里·后裔

左丘明是春秋时期鲁国太史(亦称左史),有名著《左传》、《国语》传世,是与孔子齐名、同时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孔子对左丘明十分尊敬和赞赏,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论语》)。《左传》、《国语》亦是司马迁著《史记》的主要     

古代抒情诗词的抒情方法浅识

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二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心声也。诗可以言志,抒情诗更充满炽烈的感情。而这种感情的进发,在古人是颇讲究的,我们不妨把这叫做抒情的方法,本文试图谈一谈这些方法。 一,“情以物兴”的抒情方法。 情以物兴的方法,是一种传统的方法。早在几千年前毛公为《诗经》作传,就阐述了这种方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汪梧凤《诗经》学论略

学界颇为重视清乾嘉学人汪梧凤为徽派朴学兴盛作出的贡献,而对其以《诗经》学为代表的学术成就则少有董理和研究。汪氏治《诗》,反对“资之以为文章”,主张“正性情”,“为修齐治平之本”,“多识”为余事。其严格区分赋、比、兴,剔除兼类,独倡狭义的诗兴观。又颇重诗旨考辨,与其同学戴震致力于字词名物考订不同。所定《还》、《汾沮洳》、《马同》等诗诗旨,多为后世所祖。对《陟岵》、《日月》等的文学品读,以及从文学入手对《淇澳》“绿竹”非竹乃草的考论,更是别有风神,发人所未发,洵为治《诗》能手。     

论钟嵘的布衣文学观——兼对《诗品》品第批评方法再认识

布衣文学观是钟嵘的根本文学观念。它在《诗品》中凸显为两点：一、打破门第观念，不拘一格选录诗人，尤以布衣寒士为主体，形成中国文学第一个布衣诗人群，奠定了布衣文学的中国文学主体地位。二、坚守布衣诗风，针对玄虚、繁密的流俗，提倡“骨气奇高”、“情兼雅怨”的诗“质”美趣。布衣文学观是关注生命的文学观念，它瞩目于生命精神的弘扬、生命的提升与安顿。     

请君常读《手莫伸》

1954年仲春,被毛主席称为“会写自由诗”的陈毅元帅创作了组诗《感事书怀》,他在序言中说: “观宇宙之无穷,念人生之须臾,反复其言,以励晚节。”组诗之四是七古《手莫伸》,令人发聋振聩的著名警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就出自这首诗。这首诗语言流畅易懂,内容非常深刻,具有深     

填补“信用空洞”——公民道德信用危机的文化审视

~~在古汉语中，信者，人言也，就是指人们说的话。《国语·周语上》：“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信所以守也。”《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要求“敬事而信”，“谨而信”(《论语·学而》)。孟子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即自身确实具有善德称为“信”，甚至出现了“信人”之称，即诚实的人。先哲所以对于诚信给予了特别的反复的申明，证明在中国古代哲学价值观中，信用这个东西，小而言之是维系人际正常关系的纽带，大而言之，则是社会所以为社会，文明…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论孔子对《诗》学礼化的开启

《诗》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学载体。作为儒家修身养性的经典教材，《诗》对礼的道德承载起于孔子。孔子是周礼的坚决维护者，他对《诗》的阐释一方面基于其“发乎于情”的文学特质，另一方面则基于《诗》中所蕴含的周礼精神。孔子在与弟子授诗、论诗的过程中，将《诗》之情自觉地引向“礼”之情，即通过对诗情的体味升华到对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不仅开启了中国《诗》学阐释的先河，同时也打开了两汉《诗》学礼化之通路。     

曹植《洛神赋》创作动机新解

《洛神赋》描写了曹植与洛神浪漫的人神之恋,但终因人神殊途而惆怅分离的爱情悲剧.在序文中曹植讲述了《洛神赋》的创作缘起,分别是行至洛水忆起洛神传说和有感于宋玉的神女之事.一方面曹植有感于洛水之景,情随物迁感物而兴,通过人神的爱情悲剧来隐喻自己美好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不能实现；另一方面,宋玉关于神女之事的诗赋恰为曹植情感宣泄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抒情模式,因此《洛神赋》也可以看做是曹植对宋玉神女之事的重新认知和再创造.     

孔子的从政观

孔子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由于时代所限,他的从政观自然也被打上了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烙印。但剔除这些瑕疵,其从政观对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可值借鉴之处。 德以服众 在《论语》的第二篇《为政篇》中,记述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     

给青春插上翅膀——关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论语》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成人”、“成德”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由此可见,思想道德教育在古代是多么的重要。国以人兴,政以才兴。建党、建国以来,我党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     

海德格尔与斯潘诺斯的诗学观比较

在探索艺术本质的过程中，海怨格尔的“现象学解释论”和斯潘诺斯的“新解释学”部试图还啄世界的“本真”，并借助诗与哲学诗论加以阐述。两者虽然对“本真”、“尺度”、“历史性”和“本体论”等慨念加以探讨，但其蕴含内容与实现方式却大为不同。通过对海怨格尔和斯潘诺斯诗学观的比较，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期从现象学解释理论到艺术本体论的文艺转化过程，从而实现由“诗意地栖居”到“永恒的共时”的诗歌意境。     

半部论语

“半部论语”亦作“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对儒学经典之一《论语》的夸赞之词，意思是说掌握半部《论语》，人的能力就会提高，就能治理国家。     

从“白马王子”到涉毒大盗

从“白马王子”到涉毒大盗顾月忠流泪的枫叶和破碎的玻璃心从“白马王子”■歧路人生■《论语·泰伯》载曾子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跟千千万万青年人一样，卢彬也曾拥有艳阳皎月、春风沃土和鲜花般的爱情。他喜欢李煜的诗，读过《红楼梦》，时...     

《论语》治学论(之二)

(上接本文第一部分《原文及注、译、按》之15,载本刊2004年第1期)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注　“攻”,攻击,尖锐地批判。“异端”,异乎寻常的意见、主张,在传统的理解中主要指与主流思想的基本立场有分歧的观点、理论和学说;而按孔子的说法,“异端”就是谬说。“已”,止息,消失。董仲舒有“诗无达诂”之说,刘向又有“诗无通故”之说,看来《论语》的训读也有大异其趣的情形。据《译注》介绍,不少学者把“攻”字解释为“治学”之“治”,那么“也已”也就成了句末肯定语气词。(见该书第20页)译　(由于注释不同,行文分为两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