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正义”概念

文化正义问题是文化建设的突出主题。"文化正义"是主体正义、制度正义和交往正义的复合建构。维护文化平等、保障文化自由、促进文化分享是文化正义的内在价值。尊重文化形象、优化文化环境、净化文化市场是文化正义的外在价值。"正义文化"是具有公心的主体文化、具有公理的制度文化和具有公义的交往文化的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把弘扬文化正义和建设正义文化统一起来。     

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

荆楚文化的内容可概括为:神农炎帝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古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江城武汉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这些是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     

妈祖文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优势资源

在历经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妈祖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它是一种寻根文化、和平文化、爱国文化、美德文化和海洋文化。妈祖文化已经成为联络海峡两岸民众感情的重要纽带。     

论青年的文化自觉与青年文化担当

成为文化主体,即意味着要进行文化担当,因此,文化自觉体现为一种文化责任的主动承载。在我国处于复杂社会转型期的今天,青年所担负的文化使命亟需文化自觉。当代青年应使文化自觉成为自身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品质和积极实践,以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文化担当。这需要增强青年的文化自我意识,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明确文化立场,强化青年的文化责任;提升文化厚度,培养青年的文化反思精神;彰显文化特色,突出青年文化个性。     

论体育文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构成

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育化方式,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体育与文化关联的视角,体育文化的历史进程始于体育推动文化,成于文化进入体育,终于体育成为文化。借用文化的一般结构,体育文化的逻辑构架要素包括体育产业文化、体育规则文化、体育精神文化和体育运动文化。     

日本企业的精神文柱——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自我意识所构成的精神文化，它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文化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文化环境，企业文化也被称之为社会文化的亚文化，因而它既具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具有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日本的企业文化是在日本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催生了日本的企业文化，又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作用。     

监狱文化模式论

监狱文化模式在一般意义上有监狱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划分.监狱的物质文化首要的是满足刑罚执行需要.监狱的制度文化涵盖了监狱行刑的方方面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当代监狱行刑文化思潮和走向.监狱的精神文化由监狱社会文化心理、自发的和经验的精神文化、自觉的精神文化成果等构成.监狱的精神文化内在于监狱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探讨监狱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范畴,有助于厘清监狱文化演进和发展的脉络.监狱行刑文化模式是监狱文化的核心范畴.围绕行刑目的这一行刑核心内容,报应主义行刑文化模式、功利主义行刑文化模式和正义行刑文化模式值得关注.     

略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是对发展文化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繁荣的向往和追求,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生态旅游景区总策划--以元阳为例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 ,都是大自然生态圈中的一个物种 ,都是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动态的生命体。以哈尼族为主体的元阳各族 ,创造了以哈尼文化为主体的江外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代代传承 ,形成庞大深邃的文化宝库。其中已经整合成型的有梯田文化、村落文化、火塘文化、节日文化、贝币文化、艺术文化、口传文化、土司文化、谱牒文化等等。每一种文化都应当保护和传承 ,都应当在旅游市场中展示其魅力     

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比较论

江浙文化(古称吴越文化)与湖湘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两支地域文化。两相比较,江浙文化发达较早,湖湘文化兴盛较迟;江浙文化相对开放,湖湘文化相对保守;江浙文化相对温婉而细腻,湖湘文化则相对豪放而粗犷;江浙文化更多地名于经济与学术,而湖湘文化则更多地闻于政治和军事。尤其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近百年历史上,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各展其长,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事业做出过符合它们各自文化风格的特殊贡献。     

新时期计算机犯罪案件的侦查模式与策略

计算机犯罪案件由于其极强的隐蔽性、犯罪的超时空性、犯罪低成本性、犯罪形式多样化、不易防范性等特征,加之我国现今对该项犯罪的监管力度和法律约束相对滞后等原因,该类案件往往发案概率高、涉及范围广、破坏性极强。因此,从新时期计算机犯罪的特点入手,剖析该类特殊犯罪的特点并浅议与之相应的侦查措施与相关技术,对于增强社会对计算机犯罪危害性的认识和防范意识．加强对计算机犯罪的安全防范和有效打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化的动力——工业化和三产化

本文阐述了新概念——三产化，提出了工业化、三产化指标由产值比例和就业比例共同组成的思路，在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化与三产化、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和三产化）的关系，论述了城市化的双动力——工业化和三产化，借鉴城市化曲线，提出了工业化曲线和三产化曲线，定量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与三产化、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和三产化）的关系，得出了三产化逐渐取代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基本动力。     

回到事件本身——复杂性理论视域中的规律观

复杂性理论把不确定性纳入研究视域,探讨矛盾意义、概率意义特别是混沌意义上的规律观,揭示了有序与无序之间对立、竞争以及互补的复杂关系,打破了传统哲学规律观被“必然性王国”统治的局面。从有序与无序的结合上揭示世界的规律,即回到事件本身,揭示世界的有序、无序、组织和相互作用的四元联立关系,使得对规律的理解更贴近现实、更彻底、更有说服力。     

论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

本文认为把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归结为性善与性恶之差异,易使人们对中西方的人性观及其差异产生简单化、表面化、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本文认为中西方的人性观的差异,与其说为性善与性恶之差异,不如说为一元和谐论与两元对立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级主义与平等主义、泛道德主义与自然主义、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之差异.     

论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

近年来,各地建设、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频发,这些犯罪多集中在规划审批、竞标发包、征地拆迁、设计变更、监督监理、决算结算节,主要原因包括从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理想信念动摇、贿赂手段恶性蔓延、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民主监督、相关制度不健全、预防措施没有到位等方面。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必须立足治本,构筑自律机制、约束机制、制衡机制,强化监督,努力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黑格尔建构《逻辑学》范畴体系的方法和原则

本文在把握黑格尔进行范畴推演的思维逻辑的基础上，概括出《逻辑学》范畴推演的动力学、目的性、形式化、方法论和科学性原则，并运用化学、生物学、指号学、协同学理论予以类比与解释，从中总结出思辨逻辑系统与形式逻辑系统相区别的基本特点。     

浅议我国当前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制度

本文从目前我国见证人制度的现状和弊端入手,通过对当前立法和实践的差距、侦查中责任与义务的履行等问题的剖析,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相关责任人自身原因的解析,提出通过完善见证人制度立法、转变侦查机关的管理理念、建立奖惩机制和改善硬件条件等意见建议,以期为我国现场勘查中见证人制度的改革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略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计算机，以计算机系统为对象或手段进行犯罪的案件也日益增多。这些案件虽然多以侵入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为表现形式，但往往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也不同，因此，在定罪量刑上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同时提出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立法完善的一些建议，有利于进一步防范、控制和打击此类犯罪。     

Depressive Symptoms in Low-Income,Urban Adolescents: Cognitive and Contextual Factor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gnitive variables, family immigration histor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 sample of 306 low-income, urban fifth- and sixth-grade children. Explanatory style and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were the cognitive variables examined. There were three key findings. First, children who were immigrant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more depressive symptoms, more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more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than children who were not immigrants. Second, both explanatory style and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bove and beyond the effects of child immigration history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Finally,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immigration histor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e discuss the clinical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