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安知识图谱的目标人身份识别框架研究

目标人身份识别是重要公安应用,将其与公安大数据结合,可提高身份识别效率,从而提高反恐、刑侦工作效率。明确多源信息融合身份识别与公安大数据知识图谱实体链接的内涵一致性,并根据知识图谱实体链接流程设计基于公安知识图谱的目标人身份识别框架,为目标人身份识别系统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身份构建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数字身份是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桥梁,呈现出身份代码、数字化身和数据画像等多元面向,其在构建过程中也存在诸如实体身份遮蔽、身份安全危机、身份认同割裂等一系列伦理困境,危害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应将全周期管理模式融入身份监管行动,以“预控”调整身份运行行为,塑造权责相依的身份使用观念和虚实共在的身份发展理念,从而使我们走向数字身份构建的澄明之境。     

“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数据治理技术研究

"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当前每日认证请求达到千万级,累计认证约21亿次,汇聚了身份信息、人像信息、文本信息等多源异构数据资源。平台按照公安部大数据处理标准,设计平台数据治理总体架构,利用数据接入、处理、组织、服务等大数据处理技术,科学管理海量数据资产,充分发挥数据价值,为用户提供更加稳定、丰富的各类数据服务。     

大数据技术伦理难题怎么破解

大数据技术在给人们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个人隐私被泄露、数字身份遭盗用、数据安全受侵害、数字鸿沟越来越明显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对此,有必要从大数据技术使用主体因素、大数据技术本身、大数据技术监管环境入手,分析其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有效治理。     

一种网证在个人信息授权中的应用方法

针对当前互联网上存在的个人身份信息泄露、数据授权方式不可靠和各机构对用户数据使用不规范导致的用户数据被滥用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网证的个人信息授权方法。该方法可使终端用户能够自主、便捷地完成对本人数据的授权分享,使用网证实现个人真实身份认证,增强了数据授权过程的安全与可信程度,利于预防个人数据的滥用和泄露问题。通过与当前其他授权方案比较,所提方法确保了数据授权者为数据所有者本人,保证了用户数据的授权和使用更加安全可靠,身份认证过程中用户隐私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身份犯中,纯正的身份犯其身份具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刑法规定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但其处罚依据在学理上存在疑问。处罚非身份共同正犯的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结果无价值论）,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行为人责任与具有身份的行为人责任具有连带性质,是解决此类身份犯处罚依据的可行理论途径,此解释路径也可纠正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司法适用中的错误做法。     

王尔德多重身份对其唯美主义的影响

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向来是众多文学批评家争论的焦点。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样,备受争议。王尔德身份的相关研究多关注于其身份的混杂性对创作的影响,或是单一身份与创作的关系。本文将以王尔德的身份为脉络,考察王尔德的每一重身份对其唯美主义的影响。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论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认与撤销

刑事诉讼法使用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指称处于不同诉讼阶段的被追诉对象。在立法上,被告人身份的起止界限是明确的,但对于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认与撤销法律却未作任何的规定。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立和撤销无论对于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还是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操作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认应当在侦查立案制度改革的前提之下,区分现行犯案件与非现行犯案件来进行:对现行犯的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可以在其到案之后以口头的方式完成;对非现行犯的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则应当通过书面的方式进行。对现行犯,在经过及时的讯问与调查之后,如果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以口头方式撤销其犯罪嫌疑人身份;对非现行犯而言,如果侦查终结证明其不构成犯罪的,应以书面方式撤销,如果在法定的期限内案件无法侦查终结的,非现行犯可以申请撤销其犯罪嫌疑人身份。     

公务员"经济人"角色抑制与行政裁量权的控制

公务员认识的局限性和追求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与其行政主体代表身份所代表利益的不协调,是行政裁量权滥用的根源。应当以提高公务员的法律道德素养和行政业务能力,并引导和控制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追求为重点,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     

以农民身份参选更合适

正村委会主任属于农民群众中的一员,具有干部、群众双重身份,一般农民群众享有的权利,其也理应享有。村委会主任以农民身份参选,是其农民身份行使权利的具体体现,应当予以保障。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作为一个公民,其村委会主任的干部身份只是一时的,该角色随时可能因世事变化而变化,而其农民身份将伴随一生,更具有永久性,因此,村委会主任以农民身份参选人大代表更合适。     

人的主体身份存在、批判与建构

以唯物史观的发现为标识，哲学的主体革命实现了人的主体身份的本质复归。在对人的主体身份解构中，人的自然存在身份、社会存在身份、活动存在身份科学定位了人的主体身份存在，将“现实的人”从抽象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其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往往易受到现实规训的影响而趋向“异化”,人的主体身份批判的关键是“异化”身份批判。社会交往和话语交往是人的主体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规定了主体身份的最终交往样态和价值形态。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身份,无论是个体身份的“我”,还是群体身份的“我们”,越来越凸显其建构的内涵     

南京公安“微警务”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实现

依托南京公安大数据,以"用户身份中心"为核心,从身份认证、开放平台、安全管理等方面,构建规范的"微警务"技术体系,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丰富、便捷的微端服务和良好的用户体验,引领和促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理念、服务模式的有效转变。     

动态口令认证系统在远程查询中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日益普及，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建立一个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体系，已经成为广大用户越来越迫切的需求。 一、安全机制与安全体系 ＩＳＯ／ＯＳＩ的七层参考模型，是分析网络系统的重要工具。根据各个层次的安全需求，可以得出网络安全服务总体的模型，具体如下图所示： 身份认证：解决信息系统中身份鉴别的问题 访问控制：根据用户身份、信息密级决定用户对信息的访问权限 数据保密性：在数据的存储、传输过程中加密，防止窃取和侦听 数据完整性：防止数据篡改 不可抵赖：防止否认 分审计管理：审查、记录、分析…     

论品特戏剧中的记忆与身份问题

记忆和身份的关系是哈罗德·品特戏剧的重要主题。品特笔下的边缘人物经常美化乃至虚构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忆的虚构性和不可验证性虽然为他们重塑身份提供了可能,但漏洞百出的记忆叙述所建构的新身份不仅难以取信他人,同时也为他者颠覆和解构其身份提供了契机。记忆的世界因此成为身份建构与解构的"竞技场"。     

论国家认同视域中的民族认同建构

人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特定群体的存在。每个人具有特定的民族身份,同时也具有公民身份,是国家的公民。在很多情境下,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并不是一致的,如果特定民族的成员过于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刻意弱化其公民身份或国民身份时,民族认同就会超越国家认同,引发国家的内在分裂。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有效处理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在尊重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人们的国家认同感。     

我国现有立法背景下隐匿身份侦查的理性运用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程序规定极度缺乏。不过,刑事程序原则可以作为解释与适用现行程序法的指导原则,对于刑事程序法所未规定的程序,则可以依据刑事程序原则的内涵与精神而类推适用最相似的程序。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当中类推使用最相似和最合理的实体或程序规范。隐匿身份侦查的基本程序包括主体、对象、启动、监督和责任承担。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包括实体法基础和程序法依据。隐匿身份侦查的相关证据问题则保护其基本的证据能力定位和证据的具体使用方式。     

关于网络亚文化"疏离倾向"的公众调查

重要发现【1】一些个体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感觉自己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网络亚文化所支配,奉行其独特的语言使用规范和价值观念,反而对现实产生一种消极异化感和疏远感。【2】“网络社交”“专业内容创作”和“二次元”成为网络亚文化人群的聚集地。【3】网络疏离也是一种网络身份认同与现实身份认同的疏离,网络身份认同是现实身份认同的代偿。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但是多数的受访者在网络中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     

我国高校教师法律身份探析

高校教师的法律身份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考虑到其高校教师职业的公益性及其承载着的特殊使命,应将我国高校教师的法律身份界定为公务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