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是为法官预置的裁判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理论装置和方法论,具有证成法官裁判正当性的重要功能。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其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引导当事人正确举证,辅助法官裁判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高度盖然性”规则与民事抗诉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借鉴外国有益经验,通过规范证据证明力的衡量方法,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因证明标准不明确而产生的问题。对于法官滥用该规则,导致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力也有义务对此进行民事检察监督。     

美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

美国行政诉讼中有三个证明标准:实质证据标准,专断、反复无常标准和重新审理标准,其选择适用遵循一种二分法的司法逻辑。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遇到混合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多样性等难题之后,美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出现了汇合的发展趋势。美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有助于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构建提供制度框架,并划定法官自由心证的适用范围;有助于防止法官混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有助于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别适用提供新的区分标准;有助于我国法官在司法审查实践中进行自由心证提供一套可供参照的思维程式。     

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

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的改革和证明责任理论的引入,推定制度也被引进我国的民事诉讼,并且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越来越多的用到推定来解决一些案件。但关于推定的界定还存在混乱的问题。世界各国主要都从广义上来理解和解释推定,这样在"推定"一词下就存在各种法律的规定。推定又因性质的不同而对证明责任的影响有所不同,需要辨证分析。法律推定实质上是证明责任规则,它通过改变证明的主题,直接将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责任分配给受推定不利的一方当事人,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作用。而事实推定属于证明方法范畴,影响法官自由心证,仅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不会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     

中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通过研读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学说和判决,可以发现,我国法律界关于证明标准相关概念的理解并不准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颇多混乱无序之处.证明标准的功能主要不在制约,而在引导.未来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设计中,应摈弃英美法系的客观化表述方式,回归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模式.由此留下的规范真空,则可通过司法判决的日积月累,逐渐填补.     

司法精神鉴定的证明风险防范

司法精神鉴定的科学性、综合性使得法官对其进行审查认定显得力不从心,导致鉴定专家在此问题上成为了案件事实的裁决者,医学诊断因此而替代了司法证明。这种证明风险的形成不仅与司法精神鉴定的对象与内容有关,也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所致。为维护程序的制度功能,保证审判权的完整,有必要在区分医学问题与法律和事实问题的基础上,对司法精神鉴定意见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和认证,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建构防止鉴定人由法官的"助手"变成法官的"主人",避免司法精神鉴定中案件事实裁决的专家垄断。     

证明标准建构的虚幻与现实——从考察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历史出发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衡量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尺度.本文通过对证明标准在两大法系国家的统一和分离历史的考察,探讨不同法系确立不同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原因,进而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法官直接认知与司法鉴定的界分

法官直接认知是法官直接对本案适用的法律、相关待证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或者在当事人举证已经达至证明标准时,直接加以确认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形。司法鉴定是请求专家对案件事实或者证据事实出具相关意见的一种辅助证明活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逃避法官直接认知而滥用司法鉴定的不良现象,应当在理论、立法和司法上准确理解法官直接认知和司法鉴定的功能与范围,二者不可简单替代,尤其不能以司法鉴定代替法官直接认知。     

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评析

《民诉法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区别于一般案件的“高度盖然性”之标准。这一规定错误理解了域外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理论，混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拔高此类事实之证明标准的所谓“系根据实体法的立法意图”、“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保障交易安全”等理由，实际上均难以成立。在实践中，该标准的适用将会不适当地增加受害人或权利人的证明难度，并对相关民商事活动具有负面的导向功能。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内涵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于当事人为了胜诉而进行的诉讼活动以及法官为了裁判而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出认定的活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而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内涵进行研究,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指控事实成立与否的心证标准。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其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独特性确定中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析辨

证明标准是认定案件事实所需的最低证据要求，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低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缺陷导致司法裁判的不统一，未来我国应确立以高度盖然性为主、盖然性占优势为辅的多元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在不同诉讼阶段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指控事实成立与否的心证标准。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其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独特性确定中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议“彭宇案”——以德沃金相关理论为切入

2006年的彭宇案作为一起嗵德官司”一度引起社会各界轰轰烈烈的争议和讨论。按照法理学家德沃金的理论，该案件的争议应当是关于事实的争议，并不是政治道德和忠实的双重争论。依据我国民事诉讼规则，在证明标准方面，法官判决依据的“社会情理”不符合“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证明责任方面，在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事实的真实性之时，原告方作为引起诉讼的一方，有责任证明自己主张的真实性，否则就会承担的败诉的后果。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学术界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不同的主张 ,笔者赞同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观点 ,对该标准 ,学术界存在诸多质疑。该标准渊源于资本主义自由心证制度 ,其所标志的心证强度为法官的内心确信须达到高度的可能性。该标准的采用具有客观必然性 ,其在审判实践中具有很高的应运价值 ,但对这一证据制度进行必要的约束是完全必要的。     

日本要件事实论纲 --一种民事诉讼思维的展开

与日本司法研修制度相伴而随的要件事实论,是对德国的证明责任理论的改造,具有指导当事人攻击防御的机能.要件事实论作为民事诉讼的实践命题,对以辩论主义为导向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借鉴意义.     

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智能化

事实认定是司法裁判的起点,随着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渗透,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智能化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具备事实认定知识的机器对民事证据做出合法律性、合逻辑性的判断,从而自动查明案件事实.但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抽象性、层次性,证明规则需要价值判断或解释等,现阶段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智能化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实现民事诉讼事实认定智能化的可能路径是:建立事实认定流式大数据知识库,使机器具有完备的法律知识;强化法官事实认定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使该知识成为机器可识别的编码语言;推进算法研发,提高事实认定的精准度.     

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之检讨与重构——兼评民诉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第十七章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本人陈述具有阐明案情和证明事实的功能.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根植于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缺失阐明案情的功能并且证明事实的功能极弱.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势在必行.《第三稿》第十七章以价值分析方法构建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必须采取功能分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听取当事人本人意见制度和当事人本人证言制度.     

证明责任：一个“功能”的分析

证明责任作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律技术与方法 ,被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 ,但长期以来 (尤其在我国 )其特有的功能却未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关注并进而取得独立的地位。本文通过探讨了证明责任的一系列特有的制度功能意图表明证明责任独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证据立法有所助益。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究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实务问题.无论是当事人收集、提供和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是法院审查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都会涉及证明标准问题.本文通过介绍两大法系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领域的区别与共同点以便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论证科学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多元的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然后对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