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探讨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两个概念,一个强调人们的思想意识,另一个强调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理论和实际的两个方面为新时代治理国家管理整治提供了具体道路的指引,重点表达了法治的理念与原则.利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本文从两者的涵义、关系入手进行探讨,不断促进法治观念的深入发展.     

『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不是一回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李林

第一,“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法治文化是由法治的精神文明成果、制度文明成果和社会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而文化法制则是一个国家有关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体制、文化权利、文化活动、文化教育等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     

公法法治：从尊重私权开始

对法治问题的探讨已经历时久远,众所周知,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界定权利的时代,一个认真对待权利的时代,因此,明确公法法治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视角就在于以私权为中心,从公法内外入手来把握公法法治的问题,认为要实现公法法治,必须培育公法主体的现代法精神,使其尊重私权利,公法法治应从尊重私权开始。     

为实质法治申辩

实质法治论是中国学界盛行的主流观点。由于缺乏理论上的自洽性和清晰性,它受到形式法治论者的深刻批评。对实质法治进行理论辩护是完全可能的。要在理论上认真对待实质法治,就必须回应形式法治论者对实质法治论的两个典型批评：一是对实质法治论的“冗余论”批评,二是实质法治论的“反法治悖论”。形式法治论者对实质法治论的批评,既是出于对实质法治概念的简单化理解乃至误解,也是因为实质法治欠缺足够的理论建构。关于实质法治的理论建构,一方面我们要真正理解实质法治概念中实质价值和形式条件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实质法治也需要一种关于实质价值之分类和筛选的资格理论,因为并非所有的价值都应进入实质法治概念中。     

政府行为优化中的法制保障

政府行为优化是一国民富国强的重要基础,要使我国政府行为优化,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政府行为优化的指标体系和影响政府行为优化的诸多因素,在此前提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从而确保政府行为优化的最终实现.     

行政自律与行政法治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的宏伟目标.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便在依法行政.要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行政法治,加强行政自律是重要内容之一.行政自律是行政主体有人员为实现行政法治而在行政立法、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监督诸方面加强自我控制的过程.笔者认为:只有启动行政自律机制,加强行政自律,才可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实现法治.本文拟以行政法治的若干环节和过程,就行政自律问题作点探讨.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法治建设的四条主线

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的主线有四条. 第一条法治主线是人治和法治.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人治和法治的基本观念有两个:第一,我们不应该以人的变动来主导国家的命运.只有制度稳定,我们才可以保障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因人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人治和法治最关键的区别.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应该由一个人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制度来决定,这个制度就是法律.     

法治的基石在社会

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国家同法治社会是两个对应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互补互动关系.国家法律主要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 法治社会并非简单地指以法管理社会或守法的社会,这只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内涵.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包括各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法治轨道上运转,社会力量在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以及公民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符合法治精神.建成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法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公德约束自己和他人,并监督国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运行.     

现代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几项法律思维

社会矛盾往往是一个综合体,因此领导干部在决策的过程中会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而在当今的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所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还不够.现代领导干部必须十分熟悉和善于运用法律.熟悉和运用法律不仅仅要全面了解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处理各种矛盾.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思维.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公民的守法主体精神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法治社会为基础,如果不建设法治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内涵的净化与提升,是法治社会高度发展与完善的一种成熟状态.公民的守法行为是实现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而守法主体精神的塑造则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的基本路径.公民守法的主体意识、理性意识及其对法律的信仰意识是守法主体精神的生成性要素;公民意识的培养、道德精神的塑造、法治理念的确立是守法主体精神的构建性环节.     

突破悖论求同存异——谋求司法权威与媒休监督的和谐之道

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成与媒体监督是构建社会公正体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二者权力属性、运行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发生冲突在所难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公民法律意识的逐渐提高,如何在媒体监督与司法权威间寻求"平衡点"显得日益重要.本文认为只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突破司法权威与媒体监督的悖论,求同存异,才能寻求二者和谐共存之道.     

法治视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评析

本文以法治原则为标准剖析了立法法的不足。文章指出 ,在立法体例上 ,立法法规定狭义立法以外的规则制定行为、甚至规定了非制定规范的行为 ,故显得零乱 ;在立法权限的规定方面 ,以普通法规定立法权限问题有悖法治原则 ,且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分配呈现严重的向行政权倾斜的倾向 ,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散 ;在法律解释方面 ,体现了“谁立法、谁解释”的人治传统 ;在法律位阶方面 ,存在规范形式不当、位阶不确定等问题     

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下行政法治的建设

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治国的指导理念,它们是相互契合的.就当前而言,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其现实的任务即是在我国行政法治当中体现出我国现代行政法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要厘清公共服务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各阶段的特征.从主体、行为及程序等方面加以强化.     

关于法治的理念、态度与方法--评陈金钊著《法治与法律方法》

近世以来,对法律不确定性的认识引发了对传统法治理论和法律方法论的广泛怀疑.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法治与法律方法>对法治与法律方法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以阐明维护法治的态度,指出法律理念、态度与方法对于法治的意义.虽然在此理论建构中可能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在当下中国的法学语境中,<法治与法律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法治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诠释.     

浅析大学生消费状况及维权意识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消费观念与行为不仅影响自身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国家的未来发展。我国正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其法制意识的提高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尤为重要。因此倡导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培养维权意识已显得极为迫切。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有关方面的解决之道,以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消费观念和培养正确的维权意识。     

现代行政视野中的事实行为——行政环境、蕴含与诉讼

法治国形态伴随社会嬗变而出现的更迭 ,改变了行政法治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 ,行政事实行为要素籍此凸显。事实行为是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具有法律意义的公法行为 ,处于法无明文但又不失概括规范之际 ,是一种特殊的自由裁量行为。它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 ,两者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及救济途径方面有本质区别 ,另一方面又是构成制度化的行政行为的两个基本元素 ,起主导作用的行为要素也就决定了该行政行为的整体性质     

河北省法治政府建设策论研究

中国当代法治建设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政府建设,二是法治文化建设.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是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河北省法治政府建设的阶段性任务为选题,对推进河北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完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以及行政调解适用等问题进行考察分析,在操作层面提出对策性建议.     

法治结构模式的再认识

对于法治结构模式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法治的整体性,确保法治的全面性,尊重法治的过程性,防止将法治建设运动化.法治结构模式中的要素结构模式和层次结构模式是两个最基本的模式状态.对两个模式状态的探析,有利于我们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所提出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改善政府的运作模式至为关键.最佳途径是着力建设法治政府.一个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法治政府应当是民主政府、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而建设法治政府则要求执政者不仅要树立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更要改变政府运作模式,将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严格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其中政府信息公开化、行政行为程序化、行政许可制度化和行政责任司法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