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应增设“恐怖活动罪”——基于新疆“7·5”事件的思考

新疆7·5事件引发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反思。我国刑法缺乏专门的反恐罪名,应将暴力破坏的犯罪类型从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分列出来,结合恐怖主义目的,合并设置为专门罪名恐怖活动罪,为反恐怖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公司、企业"内部人犯罪"问题初探

公司、企业"内部人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特殊性、犯罪手段复杂多样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等特点.应该从完备我国刑法罪名体系、加大对私有财产保护力度、改革我国的资格刑制度等方面来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以更好地预防和打击公司、企业"内部人犯罪".     

试论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

利用职务之便是我国刑法中某些罪名的客观要件,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其关注颇多,但往往局限于在某具体个罪中认定其内容,很难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跳出传统研究视角,不拘泥于某个罪,同时以若干典型个罪为参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概念内涵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探讨.     

侵犯网络虚拟财产行为之刑事规制

虚拟财产是存在于特殊网络环境中的财产,具备法律意义上财产的一切属性。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有发生在虚拟世界的和发生在现实世界的两类,我国现行刑法未对这种侵犯行为作专门规定,只能通过现有刑法的扩张解释来弥补。我国可以通过罪名修改、增订的途径,将虚拟财产纳入传统刑法的保护体系。但未来走向是用专门刑法规制侵犯行为,需建立独立的虚拟财产刑法保护体系。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基因犯罪及其刑法对策研究

基因犯罪是指利用基因技术所实施的犯罪或者与基因技术滥用有关的其他一些犯罪的总称.不少国家的立法已经针对这类犯罪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防范基因犯罪的发生应当成为刑法的一项重要使命,我国刑法应对及防范基因犯罪的具体措施,一是增设"基因犯罪"这一类罪名;二是对于某些与基因技术滥用有关但却无需通过增设新罪名加以应对和防范的犯罪行为,可以直接依照现行刑法规定的某些具体犯罪加以定罪处刑.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的历史发展

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颁布刑法.1979年7月1日虽然颁布了刑法,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但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案.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制定了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确定罪名应当遵行法定原则等项原则,正确认定罪名还应当注意一罪与数罪等问题.     

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罪名体系的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近年来,食品安全犯罪屡屡发生,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数量过少,不利于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所以有必要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通过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罪名体系的固有缺陷,并对国外食品安全犯罪罪名体系进行探究,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罪名体系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重构.     

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罪名杂乱和虚化研究

罪名杂乱和罪名虚化是当前罪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罪名杂乱表现为刑法中相似的内容,罪名差异较大,没有表现出规律性;刑法中相同的词句,罪名体现不同,没有显示出整体性;刑法中原文的规定,罪名避开不用,没有遵循文本优先。罪名虚化表现为罪名大于犯罪内涵、罪名小于犯罪内涵、罪名成分多余。     

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与完善建议

非法持有毒品罪作为常见罪名,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情节严重"量刑档,但实践中由于缺乏涉及具体操作司法解释,导致检法双方、不同法院之间认识长期存在分歧,造成同类案件量刑幅度差距很大.目前,现有的制定的相应规范,标准不一.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有必要展开分析.北京、上海出台的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规范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仅是供处理相关案件时参考的内部文件,在规范内容方面还需完善.     

教唆犯从属性说的中国式展开

教唆犯从属性说是刑法客观主义时代的必然要求,教唆犯从属性问题分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和相关的刑法理论,应当认为我国刑法坚持了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的观点。在我国刑法中,罪名从属性不具有立足之地。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晚近我国死刑立法改革之反思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就我国当前状况而言,"备而不用"和"备而少用"仍是应坚持的死刑立法改革路径。《刑法修正案(九)》之后的死刑立法改革不能避重就轻,应将改革的重心放在减少死刑罪名的"适用"而非减少死刑"罪名"之上,尤其是应当针对那些在司法实践中多用、滥用的死刑罪名进行改革。其中,毒品犯罪应尽快取消死刑。     

"单纯受贿行为"犯罪化辨析

单纯受贿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不以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受贿行为.从法理上说,单纯受贿行为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但我国现行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性质并无明确规定.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试图规制单纯受贿行为而对现有刑法条文的解释不免牵强.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单纯受贿罪"实有必要.     

"以网管网"背景下网络平台的刑法境遇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扮演着提供交换资源、承担组织调度的角色,已成为身处网络活动第一线的管理者.在法定义务以及与网民协定契约的共同塑造之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拥有了网络监管中的"软权力",进而引申出"以网管网"的命题.为了确保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积极履行"以网管网"职责,《刑法修正案(九)》引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该罪采取了概括式罪名模式,条文辐射的范围过宽,难以为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刑事追责提供确定性约束.鉴于此,裁判者应秉持"兼顾互联网行业发展与网络犯罪治理"的基本立场,严格拿捏"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规范依据与实质内容、责令改正意见的明确性以及义务违反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限制要点,确定该罪名在司法适用中的法治边界,并尝试通过科学的释法来获取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正当的适用范式.     

浅论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恐怖犯罪缺乏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三)并没有将恐怖行为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我国参加的某些国际规约中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我国现行刑法中尚缺乏规制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定.对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进行完善是必要的.建议对反恐怖犯罪单独立法,建立实体和程序合一的立法模式.     

模式重构与基本评价——关于改进刑法的几个问题

本文在考察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刑法改进模式的基础上,对修正案与单行刑法修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修正案是今后我国局部修订刑法的唯一模式.同时对刑法改进的内容进行评析,认为刑法改进之失在放弃立法定义权、对罪名体系缺乏通盘性考虑、刑法改进突破刑法总则性原则.检讨立法得失,研究如何改进立法技术,即法言法语与刑法改进语词规范化;"增删法"之后的援引问题;刑法修正案的时效与溯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