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视角下的刑事程序选择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区别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体现为刑事程序选择权,即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当事人有对重大的程序与程序性事项进行选择适用的权利。刑事程序选择权依行使的主体,可分为国家当事人选择权和诉讼当事人选择权;依内容可分为时程序性事项的选择适用权和对具体程序的选择启动权。检察机关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应当注重"以简应宽"的原则,推动宽严相济政策目标的实现;诉讼当事人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可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公权力在宽严适用方面的恣意。     

试论刑事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快速简便、高效的优点已使其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和司法发展的趋势。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对当事人主体地位重视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应在认真总结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对其包括立法与司法在内的全方位完善。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

刑事简易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构想,如建立多元的刑事简易程序,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赋予被告人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和变更权等,以利于完善刑事简易程序,从而有力地提高诉讼效率。     

取保候审救济制度研究

取保候审救济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阙漏,是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率居高不下、超期羁押现象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借鉴域外保释救济制度的理念基础及立法实务经验,对于建构我国取保候审的救济程序,维护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人身自由及当事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保障——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视角

宽严相济既是刑法立法政策，也是刑事诉讼立法政策，刑事诉讼立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要求。“宽”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特别诉讼程序、增加社区矫正规定等方面；“严”主要体现在严格刑事强制措施、增设特殊侦查措施、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等方面。为了实现宽严相济刑事诉讼政策，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遵循立法宗旨，细化立法规定；建构科学的办案考核机制。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初探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其立法模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反恐刑事程序立法技术、经验、背景、习惯、体系及价值取向等内容，而且是一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持本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论刑事诉讼活动中应遵循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是保障刑事实体法正确实施、保证司法公正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正确有效途径,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从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规范的对象,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生影响的顺序,对刑事诉讼结果的影响等方面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且程序公正优先的原则.     

论民事简易程序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民事简易程序中的程序选择权之赋予是彰显程序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方式。民事简易程序中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有助于促进诉讼效率和寻求发现真实与程序利益保障之间的平衡点。我国民事简易程序中应建立一种科学的、选择和限制并立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论刑事诉讼价值目标

刑事诉讼价值目标是刑事诉讼价值的追求方向,它主要包括公正、效率、秩序和自由四大价值。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要使刑事诉讼价值目标朝更优化方向发展,同时在刑事立法和实践中得以完全实现,还必须更新社会大众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念,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健全配套制度及保障机制。     

浅析香港与大陆刑事简易程序之差别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两大价值目标,刑事简易程序则是公正和效率最大化的结合。香港和大陆刑事简易程序各有不同特点,加深两地之间的相互了解,发现值得借鉴推广的立法宗旨和司法规则,从而相互研习、取长补短,有助于推动两地刑事简易程序立法的发展和完善。     

再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

被害人享有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不仅是公民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而且符合法理和诉讼平等的要求 ;它不会影响逮捕功能的正常发挥 ,也不会影响控辩平衡 ;相反 ,被害人享有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是其诉讼主体地位的体现 ,也是侦查阶段加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必然要求。     

伪证罪主体研究

伪证罪的主体应为法定的特殊主体,当事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并非所有的证人都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共犯在分离程序中受审时,已审结的共犯在后一程序中尽管可处于证人地位,但因共犯罪责关系的特殊性,不宜成为本罪的主体.应完善伪证罪的立法宣誓应成为本罪主体的限定性条件,与此相适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应确立证人宣誓制度;记录人不宜规定为本罪的主体.     

论行政相对人之程序对抗权

程序对抗权应该是行政相对人在遇到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主要是程序法律）而采取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对抗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程序对抗权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完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控权论”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的法理渊源。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在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实践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试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目前,很多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而我国尽管超常规地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因而,除极少数被害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外,绝大多数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被害人补偿作出明确规定,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被害人的生活困境,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的报应情感,从而维持、确保国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并对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浅论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而我国在此方面没有相关立法规定 ,实践中律师和侦查机关常因此发生冲突。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同时应在法律中对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必要限制。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免证权

证人免证权制度,正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是否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制度,反映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在我国建立证人免证权制度,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免证权的证人范围,作证内容和必要的限制;加强对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充分保护,已成为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先行先试视野下福建涉台地方立法研究

福建涉台地方立法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对于促进闽台关系发展乃至推动两岸合作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新形势下必须加强福建涉台地方立法。《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赋予福建先行先试权,要求福建“健全涉台法律法规”。今后福建应按照先行先试的要求,充分利用涉台地方立法空间,继续深化、完善经济领域方面的立法,充实、加强社会领域方面的立法,探索、创制文化领域方面的立法,落实、实现政治领域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强闽台两地人员往来方面的立法,适时启动闽台关系综合性立法。     

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中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我国法制建设和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是与当前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要在侦查讯问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除了侦查人员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人权意识以外,对现行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必要的。     

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自1996年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先进制度后,我国学者们纷纷开始关注并对证据开示制度引入刑事诉讼领域的问题进行积极的讨论和探索。鉴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应从刑事证据开示主体、内容、范围、程序及后果几方面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