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规范视角下的党内法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包括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法治规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纯粹地建构于国家法律之上。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的定义和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应成为判断的绝对依据和标准,而应当结合法作为一种调整和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理解。党内法规具有明显的政党属性,党内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具有程序性,党内法规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特定性。广义的法治是规则之治,服从规则并非意味着只服从国家法律,还要遵循各种符合宪法规范与法治精神的其他法治规范。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优势互补,形成法治合力。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视野下党组政治的现实意义与完善路径

党组政治的组织结构、职责任务、履职方式和功能作用都表明了党组政治在处理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党组政治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党组政治契合了党章与宪法有机统一的宪制结构、保障了政党制度权威同国家法律权威的高度一致、平衡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所映射的党政关系、弥合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执行环节的制度缝隙。充分发挥党组政治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应有功能，还需在推进党组法治建设、规范党组领导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党组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加强党委对党组意见会议讨论、完善党组决策转化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完善。     

党内程序性法规与实体性法规协调性研究

党内法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性的重要方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党内法规已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与规范的法律体系一样,党内法规体系的建构必须同时注重实体性党内法规和程序性党内法规的协调统一,程序性党内法规是确保党内各项实体制度科学制定并得以严格落实的重要保障。当前党内程序性法规建设相对滞后于实体性法规,基于此,遵循程序正义原则,以公平为导向,注重人文关怀,并运用法学思维,借鉴现代法治因素和国家立法经验,不断提高党内立法技术特别是程序性党内法规的立法技术水平,以实现党内法规体系中实体性法规与程序性法规的有机协调是加强当前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总称,既独立于国家法体系,也不同于软法,是自成一系的公共规范。受社会、历史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偶尔出现冲突,表现为案件管辖授权冲突、针对管辖竞合的态度、移送规定、党内法规规定党外主体义务及党内法规条款直接违法等形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调既要化解既定的冲突,也防范可能的冲突。化解冲突要正视并承认冲突的存在,坚持党内法规不得与国家法相抵触,使党内法规的规范、制度和精神向国家法看齐。防范冲突要建立党内法规创制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将法与法治的基本精神融汇于党内法规之中。     

如何推进法治型政党建设

在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法治型政党建设,不仅是政党民主发展的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在当前形势下,需要科学配置与有效规制权力体系,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推进法治型政党建设的进程。     

依法治国进程中党内法规的角色定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纳入法治中国建设系统工程,提出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彰显出法治建设的鲜明中国特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从法律性质来看,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软法理论的兴起,为党内法规的法学认同提供了重要方法论依据。党内法规作为一种"软法",不仅具有法的一般功能,落实到与依法治国的互动关系中,还具有三重特殊功能:第一,发挥法治特性,为党的执政行为提供"法"的依据;第二,发挥规范属性,通过塑造法治型政党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第三,发挥价值个性,通过集中反映全党意志,为国家立法提供价值基础。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党内法规肩负着不可或缺的时代担当与历史使命,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更成为我国法治实践的新常态。     

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以反腐败领域的法律法规为例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两大规范体系,它们之间既有差异又有互动,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行相互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在实体方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需满足两者所蕴含的法治精神的融通、制度的对接、权力界限界定的要求。在程序方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要求在党内法规的前制定、制定阶段和后评估阶段参照国家法律立法程序的优点和长处,符合"合法性审查"的要求。     

党规党纪建设国际借鉴：政党治理规范体系纵览

在当今世界,是实行政党“自治”还是“法治”、是“依规治党”还是“依法治党”？这存在很大争议。客观地说,当代政党治理涉及到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维度,存在党内规范、法律规范、社会规范三套政党行为规范体系;各国法律对党内行为规制有法律默认型、抽象规范型、择要规范型、全面规范型四种模式。     

政党治理规范体系纵览

在当今世界,是实行政党"自治"还是"法治"、是"依规治党"还是"依法治党"?这存在很大争议。客观地说,当代政党治理涉及到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维度,存在党内规范、法律规范、社会规范三套政党行为规范体系;各国法律对党内行为规制有法律默认型、抽象规范型、择要规范型、全面规范型四种模式。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变革具有全面性、主动性和规范性特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一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依法治国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是直接的，而依规治党的支撑是间接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双重路径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通过静态的规范体系和动态的制度体系来发挥。静态的规范体系可分为整体规范体系和保障性规范体系，前者指涉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整体，后者指涉推动规范文本向制度实践转化的党和国家监督规范体系。动态的制度体系包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以及法治保障体系。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始终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党校作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在党性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当前,在党校教学中党性教育存在着对党性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性教育规律研究不多以及教育方式陈旧等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把丰富知识、提高能力与增强党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育的根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关于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思考

增强基层党组织发展力,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党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发展力包括发展民主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维护稳定的能力和驾驭网络媒体的能力。"六种能力"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基本要件。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犯罪现场重建起止问题研究

现场重建作为全面再现案件经过的科学方法,在揭露和查明犯罪,排除犯罪嫌疑,保证侦查准确性和保障人权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愈来愈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相比西方国家发达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和技术,我国犯罪现场重建仍属于起步阶段,有关概念问题仍存在争议。文中就犯罪现场概念问题以及犯罪现场重建的启动和结束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

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其执政观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理论创新——永葆执政活力的理论之源;执政为民——永葆执政活力的阶级之源;发展兴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动力之源;依法治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制度保证;从严治党——永葆执政活力的本质要求。     

论侦查终结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的条件的规定过于简单,并且将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一并表述,没有完全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条件的规定要求,不利于侦查人员及其负责人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应单独规定侦查终结的条件。即“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案件全部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