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性理念的本土化探究

刑法谦抑性理念内发于刑法法益保护和人权保护机能谐和,融括了限缩、补充、经济和轻刑的基本理念。着眼于此,以本土化的视角探究刑法谦抑性的理念的价值内涵、适用土壤以及建构路径,有助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     

刑事立法活性化与谦抑性原则之辩证

刑事立法活性化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因犯罪圈扩大而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现状感到担忧,因而有学者以刑法的谦抑性为由反对刑事立法活性化。倘若对谦抑性作文义解释,谦抑性就会被理解为只是一味地限缩,这显然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矛盾的,实际上也曲解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初衷。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我们需要对谦抑性作合乎逻辑的目的解释,这样一来,刑事立法活性化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关系也就需要被重新理解。当今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应当由"抑制处罚"转变为"合理处罚"。谦抑性的核心在"谦"而不在"抑"。刑事立法的关键在于理性立法、合理入罪、适当处罚。     

刑法谦抑内涵新解

刑法谦抑是个宏大的概念,本文将其解构为固有与升华两层内涵。固有内涵,即刑法谦抑性,包括断片性与最后性,"断片"在空间的维度内阐释刑法之谦抑——调控范围有限;"最后"在时间的维度内阐释刑法之谦抑——最后的选择;升华内涵,即刑法谦抑精神,是对刑事立法与司法主体的要求,立法与司法过程中保持克制,待以宽容,只有这样才是具有谦抑精神的刑法,才是真正谦抑的刑法。     

刑法谦抑之功能解析

刑法谦抑是刑法在调控权发动、调控范围划定、调控方法选择及刑法运行的各个环节所具有的谦卑、退让的品性。作为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在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导向、制约、整合和评价等多种功能。     

社会热点事件回应型刑事法治现象反思

近年来,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出现了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型刑事法治＂现象,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的调和、民意和司法的互动、情理对法的渗透是这一现象的成因,但是,社会热点回应型刑事法治模式在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消解社会冲突的同时,也隐含着违背刑法谦抑性、削减法律权威、侵蚀司法独立等潜在危机。     

刑法谦抑性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为冰冷的法条增添了一抹暖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的保护越来越关注,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鉴此,应将刑法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乃至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风险社会背景下积极刑法立法观探讨

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立法观面临困境,而积极刑法立法观因符合当前时代精神,通过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在我国逐步确立起来。积极刑法主义与刑法谦抑性均为我国刑事法网与刑罚结构的转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罪的方面应当更多地倾向于积极刑法主义的立法理念,在刑的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倡导积极刑法立法观须明确边界及限度,其所倡导的犯罪圈扩张范围应当限于新型危害行为、严重犯罪行为、社会危险性上升的原有行为以及部分原本应予劳教的违法行为四个方面。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环境刑事政策是指导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代表和体现了环境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环境刑事法律制度的"灵魂"之所在。环境刑事政策从多维角度介入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使环境刑事政策和环境刑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立法上看,它扩展了环境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入罪方面,使法网更加严密;在刑罚方面,使刑种和刑度更加细化。在司法方面,环境刑事政策对因果关系、罪过认定、立案标准、宽严把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刑罚执行方面,更加突出"严"的一面,并注意到修复性司法的适用。如此一来,环境刑法的功能实现了由消极惩治到积极预防的整体性扩张,并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提倡——与刑法谦抑性比较的抉择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公民个人人权和全体公民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的紧急避险。刑法不得已原则倡扬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彰显对民意的遵从,并将常识、常理、常情一以贯之,较刑法谦抑性而言,具有主权在民,宽严有度,标准明确的优势。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指引刑事立法。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考量刑事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契合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确保了刑法适用的紧迫必要,充分凸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积极践行能够裨益于刑事法治进程。     

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在"严打"过程中,如何在现有的立法范围内正确处理死刑适用的问题,必须处理好"严打"所要求的"从重从快"的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合理控制死刑的适用.因为犯罪原因的产生是多方面,社会自身因素有着一定的责任.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其他刑事政策是我们合理控制死刑的依据.     

刑法司法谦抑性实现论纲

刑法司法谦抑性是"刑决定罪"范式的结论,具有独立于刑法立法谦抑性的重要而现实的意义。刑法司法谦抑性应在多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定罪与量刑两项机能实现。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论;刑法司法谦抑性的基础问题;定罪上的刑法司法谦抑性;量刑上的刑法司法谦抑性;刑法司法谦抑性的影响因素。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价值

本文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等视角,探析了吸收和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公民的守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民间融资刑法规制的体系化反思

近年来,刑法学者对民间融资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刑法学科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问题,忽略了在整个法治体系内,刑法作为保障法与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衔接与过渡,导致刑法不得不过度介入民间融资,有沦为扼杀民间金融创新的政策工具之嫌。同时,在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体系中,视野的局限性造成了立法与适用的矛盾与混乱,法律规定的抽象与解释的局限性则使刑法适用有扩大化之势。在民间融资市场合理化的前提下,刑法应当保证其自身体系的逻辑平衡,充分发挥其谦抑本色,与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在法治体系内平稳衔接,保障民间融资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非犯罪化思潮与我国刑事政策路径选择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为民营企业构筑良好法治环境

除了在民商事法领域为民营企业创设公平竞争的环境外,刑事法领域也应该提高法治化水平。为此,应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坚持谦抑性原理,在刑事程序法领域遵循比例原则,并倡导民营企业法务全覆盖和建设合规机制以防范刑事风险,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刑事法治土壤。     

刑法谦抑思想之根据

刑法谦抑思想日益成为贯穿整个刑事领域的一种基本思想理念,要深入理解其实质内涵,并使其为刑法理论及实践所切实领会、贯彻,首先必须对谦抑思想进行准确理论定位,而理论定位的关键则在于正确把握谦抑思想之根据。站在人本主义的刑法学视角,刑法谦抑思想之根据主要在于人性善恶之并立、刑罚之害恶以及人权保障之必要三个休戚相关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