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实践样态与运行机制——基于广东省“粤省事”平台的扎根理论研究

政企合作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理论界亟待对已有成功实践进行分析。基于广东省“粤省事”系列平台建设的实践,采用扎根理论尝试构建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模式。研究发现,在该政企合作模式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互动目标是政企合作的驱动力,政企互动目标通过互动机制作用于政企的互动过程,该互动机制体现在：“牵头组织”的统筹机制、混合型组织的多维制度关系内嵌机制、“项目处置”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数字生态价值网的共建机制。提炼了以混合型组织为载体的多元主体型政企合作模式的实践样态,以此解释政企合作的本土化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提有益参考,并丰富公共管理学政企合作领域的实证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合作式智慧治理如何促进城市治理创新？——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成长轨迹的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城市空间与智慧治理工具相较于传统的治理场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河北雄安新区在智慧城市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政策主客体通过大数据支持和智能技术手段合作参与城市共治共建、互联共享的合作式智慧治理模式，展现出较强的治理效能。但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也面临着政策迭代滞后、人才成长脱节、数据粗放利用、算法黑箱、数据偏误、技术依赖和情感缺失等一系列新生挑战。适时建构政策主客体参与共治的合作式智慧政策评估机制，推动治理人才与城市共成长，不断完善合作式智慧治理网络、人工智能分析决策效度保障机制，以及情感联结与智慧技术共融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新生挑战的重要途径。     

地方政府何以实现技术嵌入性制度创新——以海绵城市实践为例

尽管“技术-制度”协同演变这一主题一直被反复强调,但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制度逻辑对技术创新方向和速度的影响,而反过来讨论支持新兴技术推广的制度创新的实证文献并不多。本文基于制度创业理论文献,以海绵城市实践为例,采用主题分析法挖掘2.5千余份政府官方报告以及21万余字访谈语料数据,构建城市治理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理论模型,阐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组织场域特征以及合法性获取机制,并归纳出新兴技术引致的新兴场域中制度创新的特有机制。本文深化了中国治理情境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中层理论,并且拓展了具有技术嵌入特征的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对于城市治理中“技术-制度”的协同作用的理论解释。     

电子治理:让城市更有"韧性"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电子治理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电子治理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二是强调政府等公共部门与企业、社会的互动,更加注重政府活动和政策决策的民主性;三是电子治理的主要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关系到多个社会主体的事务。提升城市电子治理水平,可从多渠道及时公开信息、健全电子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互动性强的电子治理平台等方面着力。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     

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的合作网络

良好的公共安全状况是公民的基本需求,是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表现,也是衡量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本质,以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为分析工具,对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进行制度分析,试图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合作网络的理论框架和运作机制,推动该领域多元行动者的共治之道。笔者认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领域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初显端倪;多元行动者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协作网络、公私伙伴关系及社会合作网络等主要互动网络形式,逐渐使多元化和高质量的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需求变为现实。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北大核心CSSCI

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优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重新审视网格化管理的生成逻辑及其典型特征,并通过对北京、山西和山东三地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区域性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构机理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特征差异与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的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转型与服务优化,网络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以及政府、社会、居民治理网络的搭建和整合等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减少层级与打破矩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模式新设想

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呈现出层级较多、矩阵型治理架构以及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特点。层级较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矩阵型治理架构造成权责分散、政出多门、体制僵化；主要依赖政府管理导致其它治理主体力量微小、作用难以发挥。这些问题已造成现有城市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改革发展僵局，难以改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应减少治理层级，将治理架构由矩阵型变为网络型，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还将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已有城市治理改革。     

权威多层治理和区域合作 发展中的府际协调 ——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过程为例

中国区域合作发展中的府际协调可以概括为"权威性多层治理"(AMLG)模式,中央权威在区域府际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以及多层协调互动作用逐渐凸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决策过程中,府际协商机制运行的逻辑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地方政府间协调互动达成共识,多层渐进协调形成合作。区域合作发展中府际协调机制的优化,需要凸显顶层设计力度,发挥中央政府的权威引导性;降低区域合作交易成本,提升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推动区制法发展,提升府际协调机制的法治化程度。     

协同治理：和谐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的转变

环境问题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公共性等特性以及改善环境状况的现实需要,对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协调和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地方政府转变环境保护职能和权力运行方式,运用治理理论的知识分析,完善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     

与复杂社会“连接”起来：元宇宙对城市治理的变革性效应

元宇宙是一个促进自我与他者及其更广大社会存在之联结意义上的“深度连接世界”,为当今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变革思路。在遵循“照看-化约-回应”基础性逻辑的主流城市治理思路与“复杂社会”（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治理场景、治理对象与治理任务）之间出现个体、国家和组织三重连接危机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够突破“人的尺度”,自下而上地发现、整合乃至重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通过“以自我治理推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置身事内的合作治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以虚实交融的新公共组织促使城市政府科层组织变革”三种机制重新连接起复杂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个体价值上升为整体价值,城市治理结构得以优化,价值创造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可能。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法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

传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政府管理区域公共事务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政府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分离出去,还权于社会,而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应当是承担这些职能的社会组织。因此,引入以"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治理就成为了必然。在法国,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它践行"竞争-合作主义",不是一般民主机制中包含的以政府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而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存在的磋商与对话模式。从法国的实践经验看,治理要得以真正建立,必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三个层面上形成合作,实行多层面的协调互动。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创新

我国在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日益加强、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日益严重、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应当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的结合,强调多元管理主体的培养,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参与城市治理:中国城市管理变革的新路径

中国城市正经历着城市化和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的变革过程,预计这个变革过程在未来20年里还将加速。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变革的关注点是改变原有城市管理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性行为,拓宽城市管理的主体和手段,以城市治理的目标创新城市管理的内容。本文在对当前城市治理理论研究的评估分析基础上,提出基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互动的参与城市治理模式,并指明这一模式正是当前应对复杂适应系统管理挑战的新路径。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城市整体治理——以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城市政府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构成,整体治理旨在构建协同合作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整体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透过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发现通过统合式的急时体制、复合式的信息集成和堡垒式的联合服务,广州市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整体治理模式。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政府建制下,注重城市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上的信息集成以及公共服务上的联合行动,有助于推动治理的整体性和效能性,从而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