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群体性纠纷的诉讼解决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成因具有多方面性，其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不仅影响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影响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而涉农群体性纠纷的主要类型和性质决定了诉讼解决的充分可行性以及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整体不可采性。利用诉讼的方式解决涉农群体性纠纷，必须从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改善司法环境、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等方面入手。     

完善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

群体诉讼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所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群体诉讼主要有四方面的价值:节约司法资源、平衡冲突双方诉讼能力、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稳定.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处于"休眠"状态,表现为适用范围过窄、诉讼经济原则得不到体现、诉讼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之间权利不均衡、司法不独立.完善我国的群体诉讼制度,可以通过借鉴美国集团诉讼,完善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和配套制度--团体诉讼制度两方面着手.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代表人诉讼是我国解决群体性纠纷的诉讼手段,但该制度在司法运行中往往处于被搁置状态。当事人适格放宽和判决效力主观范围扩张是该制度得以建立的学理依据。由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理论层面的分离。在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上,应当抛弃司法万能论,诉诸包括非诉讼手段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手段。     

群体性劳动争议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群体性劳动争议具有争议主体人数多、矛盾尖锐、处理困难和社会影响大等特征。针对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可选择适用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两种程序。但是,共同诉讼适用范围有局限,代表人诉讼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很少适用。为解决当前我国群体性劳动争议诉讼机制的适用困境,建议一方面改进和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引入团体诉讼制度。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之辨析

群体性纠纷事件频发,而代表人诉讼制度却被各种司法解释限制了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集团诉讼、团体诉讼制度虽然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我国“司法无力”的困境下,盲目移植必定水土不服.法之理在法内,更在法外,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社会现实,示范诉讼在传统“一对一”诉讼结构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优势得以凸显.     

美国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比较

为解决主体众多与诉讼空间容量之间的矛盾 ,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各国都纷纷建立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 ,如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 ,以及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等。随着群体性纠纷的大型化 ,各国民事诉讼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的趋势亦在加强 ,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分析 ,从而提出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对策 ,以期对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网络环境下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面对当前网络环境下群体性纠纷的特点及其有待解决的现实紧迫性,传统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已无力应对此类纠纷,而集团诉讼因其所具有的诸多特点而引起学界的关注。可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群体性纠纷特点的把握,以及对传统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反思,结合对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考察,建立我国集团诉讼制度。     

对我国建立民事示范诉讼制度的思考

示范诉讼是一种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兼具示范功能、试验功能和指示功能.在域外,示范诉讼有契约型示范诉讼、职权型示范诉讼和混合型示范诉讼三种类型.我国有必要引进示范诉讼制度,在程序设置上重点参考契约型示范诉讼,并尽量避免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不足.     

群体性诉讼请求权范围的研究

群体性诉讼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诉讼的诉讼制度,其不但可以解决多数人纠纷,还能够起到预防和威慑的作用。群体性诉讼之所以有这种预防和威慑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中可以提出损害赔偿以外的请求。对国外群体性诉讼的请求权范围加以研究,可以更好的了解该制度的功能,并能够为我国群体性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借鉴,可谓意义重大。     

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适格问题探讨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而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各国群体诉讼在解决当事人适格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了民事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发生分离,诉讼代表人代为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制度与传统的民诉诉权理论和当事人适格理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美国的集团诉讼采取默认的方法赋予代表人诉权,日本通过明确授权赋予代表人适格主体,德国直接以法律规定赋予团体诉权,结合国外群体诉讼制度,通过对我国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分析、比较提出若干完善意见。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网络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人们的生活、工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研究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积极制定对策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思想政治教育与维护国家思想文化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评述,并且敏锐地捕捉和紧跟思想文化界的前进脉络,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与创新型单位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导向的过程。这一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