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编者的话

正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不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当前中国对外实践的重点所在。本期两位作者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巍关注了全球贸易体系中权力转移引发的国际贸易制度领域的主导权竞争问题:守成贸易大国美国正在构造排他性的新国际贸易制度体系,崛起贸易大国中国则通过搭建自己的自贸区网络,对冲美国施加的制度压力,这加剧了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对抗和全球贸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作者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以及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行为客体到日益具备行为主体特征的身份转变,是形成这种地区格局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以一种合作性的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以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实行开放型的合作,营造和谐的中亚地区,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     

《十九大报告》与中国外交的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具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再次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二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三是强调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路线。中国外交开辟新局面需要把握好四个平衡：一是和平崛起与大国战略之间的平衡;二是全球治理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平衡;三是合作安全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四是内向与外向之间的平衡。中国外交应当高...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随着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的竞争有所加剧,并且日益具有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致使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逐渐显现。在此情况下,两国采取何种战略进行和平竞争尤为关键。无论是权力制衡、规范制衡、对冲战略还是共同进化理论,都不足以完整解释当前中美亚太战略的互动。在两国竞争凸显且目前很难取得和解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拒优战略,以更好地理解两国间的主导权竞争。拒优战略旨在削弱对手竞争优势、滞缓竞争对手获得主导权,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加以实施,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针对性、不合作性和复合性特征。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为表明,两国都在实施拒优战略,不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激烈、地区分化加剧,也有可能促使中美逐渐放弃积极对抗,增加消极合作,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与协商领导,关键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过程和能否达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     

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大国经济外交,是大国以权势转移、塑造世界秩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外交仍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因此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外交。但中国具有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具备高效率运用经济实力的制度优势,以及义利并重的文明属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未来中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是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大国意识,加强战略规划和打造大国均势体系,因国施策实施精细外交,与金砖国家等协同实施"共同经济外交战略"。中国要稳健审慎使用实力资源,渐进推进大国经济外交。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在体系规范进化的主权国家零死亡时代,崛起国奉行"安全搭车与推责"的"联系性崛起战略"较奉行传统的"安全自助"的"变位性崛起战略"要面临更小的结构压力与冲突风险。单纯比较崛起国与霸权国二者权力位差的误区在于,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崛起国需要面对整个霸权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以及只有高出社会基本需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部分才是真正衡量超级大国间潜在资源转化能力的根本要素这两大基本事实,这也是崛起进程中崛起国学者提出放弃"韬光养晦"转向激进外交政策的根源。在全球化时代,海权战略应服从于国家崛起的整体战略,海权所承载的更多的是"海运"而非海军。大国崛起应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过程。     

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

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且内部战略相对理性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个高速崛起的大国会突然偏离原有的理性战略而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文章认为,这种战略偏离源于自我身份重构过程中产生的身份压力,而身份压力则来自于对自我身份的不恰当重构,这是一种内生观念性崛起困境。通过对三国时期蜀汉与江东两大集团崛起过程的比较研究,文章验证了关于内生观念性困境的两种假设:(1)自我身份重构所产生的身份压力区间与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程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在大国因实力上升而进行的自我身份重构中,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敌",越容易发生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进而造成实力的无谓消耗;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人",则越容易坚持原理性战略,抵制新生孤立战略目标的战略诱惑,从而实现持续崛起。因此,所谓"蜀汉困境"是指大国因"我外皆敌"的自我身份重构产生巨大身份压力,在战略诱惑下偏离原理性战略,进而导致战略失控,甚至崛起势头的丧失。最后,文章就此探讨了中国在高速崛起过程中的自我身份重构问题。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

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影响、修正和制定国际规则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贸易体系就是英美之间经济外交较量的结果。在美国经济外交的强大攻势下,大英帝国最终走向崩溃。当前美国和欧盟加快推动"大西方"战略,主导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形成,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积极参与此轮国际规则的制定,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秩序,这既是中国经济外交必须经受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重大机遇。     

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引发了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竞争,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体,中国和美国成为其中的核心角色。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了深度困境,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区域和双边层次的自贸区谈判竞争,两国都致力于通过领导自贸区谈判来获得新一轮国际贸易制度建设的主导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贸易伙伴的争夺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作为守成的贸易大国,面对自身在既有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优势不断丧失,美国主动发起了新制度攻势,通过"3T"(TPP、TTIP和TiSA)谈判,来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一代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作为崛起的贸易大国,中国是既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也积极通过搭建自身的自贸区网络,来回应美国施加的巨大制度压力。如果中美自贸区竞争能够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有利于贸易领域的制度升级,从而带来全球贸易体系的新一轮整合;反之,如果这种制度竞争保持封闭性和排他性,则将导致贸易领域中的制度对抗,从而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分裂。中美自贸区竞争检验了作为折中主义理论成果的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论点,并展现了其逻辑魅力。     

霸权国的支撑机制:一种资源知识视角的分析

资源攸关全球性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和影响,资源体系的转型和周期性变化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有关能源资源的相应信息和知识成为大国自身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并控制资源分布数据信息和相关的知识创新则成为主要大国增加地缘政治优势的重要着力点。本文以资源知识与霸权国权力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为经验案例,分析支持霸权扩张、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引领全球议题三种资源知识对霸权国的支撑机制,并提出,资源知识是支撑全球性霸权国的基础性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塑造权力的路径不尽相同,但始终是国际体系转型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之间的关联是新近区域大国研究的重点。文章在批判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将中等强国身份融入区域大国身份及区域秩序建构的新综合分析框架,借以分析印尼如何在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塑造大国身份并建构区域秩序。新综合分析框架指出,区域大国是实力、认知与能力实践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能力实践是区域大国塑造大国形象并建构区域秩序的主要过程。区域大国能力实践就是协调国内政治、自我对区域秩序的目标、区域伙伴的态度和因应以及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影响四者间关系,并从内外双向建构区域秩序的过程。文章基于此分析框架,通过对印尼在东盟、"不结盟运动"及G20等机制内区域大国实践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印尼在区域自主秩序建构中,从次区域政治大国逐渐发展为区域大国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印尼对东南亚区域秩序内部建构、外部建构与内外建构通联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