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在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学术界围绕改革正进行第三次大争论。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斯大林模式在苏联长期未能根本改变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缘何要坚持"以苏为鉴"、深化改革与走自己的路。本文的重要结论是:斯大林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相背离的,与列宁晚期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轮廓也是不相同的;苏联历次改革的史实表明,在苏联剧变前基本上保持了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即制度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就是说,苏联剧变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国只要坚持改革,不走苏联的老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定能顺利实现。     

苏联模式对东欧的影响

苏联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然而,随着冷战全面爆发,苏联强行把这一模式推广到东欧各国,给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在东欧一些国家就发生了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和改革.但是,断断续续的改革并没有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模式的痼疾,最终导致各国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制度.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也是二战后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传统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斯大林模式"的兴衰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篇章.尤其是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今天,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把近些年来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辨析

斯大林去世不久,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出现了一系列改革,进而汇聚成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有许多不适应之处,所以,当和平到来的时候,改革就成为大势所趋。但是,苏联的国家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干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而苏联国内的改革也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逐渐终止。     

从"人的自由发展"看苏联的教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终极目标,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俄国历史上没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十月革命后由于国内战争也没有可能提出和解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朝这一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又恢复了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实行大清洗、大镇压,消灭"富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为此苏联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国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

"斯大林模式"(Stalinist Model)亦称苏联模式,通常是指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它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由于这种体制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并根据他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建立起来的,人们就习惯地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斯大林模式"随后扩展到了东     

苏联消灭富农的几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是斯大林模式成型的重要时期.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苏联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予以消灭"不仅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所引起的争论一样,在如何看待消灭富农这一历史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对"富农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黄宗良教授关于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若干问题的看法

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均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将它们历史地联系起来研究,考察二者关系的成果并不多见。黄宗良教授在新著《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出了"八重八轻"是苏联模式的特征、"三个垄断"是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是苏联模式的要害;"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区别与联系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妥善地处理好"发改稳、党民法、马中西"三个三者关系在解决中国模式面临的矛盾中的作用;发展中国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破产、新自由主义碰到危机的情况下,人类文明发展为中国人提出的新任务等若干重要见解,值得关注。     

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社会

近来,在许多俄罗斯人的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一种为斯大林主义正名,甚至颂扬斯大林主义的倾向.这是对破坏性的后苏联改革的反应所引起的.苏联的成就,如国家工业化、科学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全民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实际上的免费住房、一个月的休假等),都被重新归功于斯大林,更不用说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了.     

苏联集体化中富农是怎样被消灭的

在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进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认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而被消灭,这场消灭富农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是与斯大林的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和阶级斗争尖巍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

苏共及其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苏共内部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美国学者科兹看到是这个特权阶层搞跨了苏共和苏联,却不懂得它产生的真正原因,而是把它归之于改革,进而得出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结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不改革、不正确地进行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热话题与冷思考(二十三)--关于时代发展与政党现代化的一些思考

早在1996年,您就在<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中提出:"政党政治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政党现代化"这个问题,但在那时人们对"政党现代化"这个词还相当陌生,所以您的提法应该说十分"前卫".那么,您当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我国“外来人员第二代”犯罪的预防与治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政策的实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谋生，由于户籍制度等社会原因，他们下一代的问题日趋突现。根据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笔者从我国“外来人员第二代”的现实境遇出发，提出了对这个群体犯罪问题的预防与治理对策，以供社会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与借鉴。     

关于苏共败亡的几点思考--从"三个代表"思想看苏共败亡的教训

苏共败亡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苏共违背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背离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不仅善于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而且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政党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潮流的新认识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潮流的新认识.认清时代潮流,有助于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曾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概括为历史潮流.70年代以后,兴起了新的时代潮流,江泽民同志将其概括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不仅对于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政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时代主题的理解和正确判断世界大事中的是非.     

欧洲左翼政党大整合

2004年5月8-9日,欧洲左翼党成立大会在罗马召开,300多位来自欧盟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德国民社党、意大利重建共、西班牙联合左翼、希腊左联党等欧盟12国的14个共产党与左翼政党成为该党首批成员.法共和捷克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共产党虽出席了成立大会,但由于党内有不同意见或对建党呼吁书内容持有异议,决定暂不正式参加新党.大会一致选举意大利重建共全国书记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为该党主席.另外,葡共、德国的共、北欧绿党左翼联盟、古巴共、巴西共、日共等22个来自欧、亚、拉美的左翼政党和组织应邀派代表与会.     

对中国国民党六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国民党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经历了六次重大历史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是对自身建设进行的一次深刻调整。研究它的历史演变 ,关注其现状与未来走向 ,对于研究政党政治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ecret Protocol of the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and the Declar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by the Union Republics of the USSR

In June 1989, the First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of the Soviet Union established the Commission for Historical and Legal Estimation of the 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 of 1939. In the commission, representatives from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condemned the Soviet annex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prompting heated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invalidity of the related secret protocol of the pact with other members who continued to hold the traditional Soviet ideological view of the pact as something positive. The debate over the secret protocol had the further potential to extend to disputes over ‘recovery of lost territory’ amongst the Baltic States, Ukraine, Moldova, Belarus and Russia.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arguments used by commission members, considering the interplay of national interests, how they balanced arguments between restor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maintenance of borders, and how they finally compromised and concluded the commission's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