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安全理念创新,可以成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难题、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理念.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风险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亚洲安全观所倡导的新安全理念有助于帮助该地区国家超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认知,进而维护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构筑地区命运共同体.作为这一理念的提出者,中国也需要充分承担地区大国责任,在情感塑造、地区制度构建和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作出自身贡献.     

亚洲新安全观及其秩序意涵:规范的视角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权力内涵与安全内涵均发生重大的变化,建立在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基础上的旧的安全观已经不适应亚洲形势的发展.倡导新型安全观已经成为亚洲的客观需求和历史必然.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既是安全观念上的一次创新,也是安全规范和安全秩序领域的重大变革.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和实践将引导亚洲安全秩序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转变以及从权力型向创制型的转变.     

守望相助：习近平安全理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守望相助"安全理念,在此后的八年里,该理念的内涵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内容涉及周边安全、金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国家间关系、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等诸多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更是反复倡导"守望相助"安全理念。作为安全概念,"守望相助"包含"好邻居、好兄弟、好伙伴"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从周边安全、共同价值观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等不同视角审视安全问题。"守",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防御性原则;"望",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国际性原则;"相助",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共同性原则。实现"守望相助"的路径包括加强政治互信、建设集体安全机制、强调在国际社会中相互支持以及通过合作实现彼此的安全诉求。"守望相助"安全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形象表达,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需求与中国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契合。这一理念表达了中国开放的安全思维,既应用于安全领域,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更广泛的领域,具有示范效应。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新安全观与上合组织二十年安全实践

20世纪末,面对发生在全球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巨变,在稳定周边环境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初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大国争霸的新型安全理念和安全模式。21世纪初,旨在解决中国与原苏联邻国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从此,这一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成为了中国践行新安全观的重要平台。在上海合作组织20年的发展历程中,新安全观不仅在地区安全活动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升华,而且融入了各成员国高度认同的"上海精神"之中。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上海合作组织将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新安全观也将在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新实践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探析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是一种典型的地缘安全观。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它形成的基础，东正教的救世观念是其思想支柱。其中，领土扩张是这种安全观的基础和核心，它决定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内外政策，在经济上赶超西欧邻国，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特别注重地缘环境和军事实力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对俄罗斯选择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苏联解体后的俄地缘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传统安全观则又一次再现。     

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进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从研究议题看,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主要聚焦地区冲突,领土争端,联盟政治与伙伴关系,核安全、太空战略与网络安全,安全秩序等重要议题。在理论研究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方面都有大的提升。总的来看,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过去十年研究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学者发展了一些安全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人才梯队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取得了进步。不过,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目前理论创新仍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难以满足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学科碎片化和产出泡沫化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国传统安全研究需紧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重视对中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通过基础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

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在考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时,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出发点。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核心,其外部环境最具挑战性。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虽然面临许多挑战,某些领域的安全形势相对复杂、严峻,但总体可控,维护安全并未超越发展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     

“后冷战时代”东盟安全观的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安全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安全意识逐渐让位于新安全意识.东盟也形成自己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要素、安全重心和安全范围等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观都发生重大变化.     

21世纪的国际能源安全问题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导致能源安全观的重塑，追求供需安全的传统能源安全观正被一种新的综合能源安全观取代。综合能源安全观不仅涵盖了供应安全和需求安全，而且广泛地涉及环境、气候和人的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一些重大的能源安全问题，包括能源储量集中于战略空白区、能源需求的集中、能源资源密集型国家去稳定化、不可抗力、能源运输阻塞点、不确定的投资环境、资源民族主义和气候变化。除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能源安全议题外，中国能源安全还有其特殊性，化石能源峰值，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过快，不仅制约了化石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进口依赖度将不可逆转；从全球化时代的综合能源安全观来看，中国严重依赖煤炭，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当前能源消费结构下，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因此，能源安全的根本之路在于加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投资与研发，不断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归根结底，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下，重构能源消费体系对于解决上述所有安全问题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9·11"事件和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9·1 1”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 ,尽管今天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但是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 ,世界仍然是不安宁的。“9·1 1”事件的发生就突出说明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安全因素的变化说明的另一问题就是我们必然要对传统的安全观进行再思考和再认识 ,逐步确立新形势下的“集体安全观”和“全人类利益安全观” ,重视联合国在国际合作反恐中的作用。     

安全观转型与中印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 ,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 ,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 ,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中国传统社稷安全观略论

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图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新丝路”的能源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如何获得足量、稳定与长期的能源供应已经成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难题,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巨大挑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加强顶层设计,结合国内国际安全新形势,适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能源安全在“新丝路”建设中至关重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应该从国家、企业与地方政府三个层面规划设计相关战略策略,以保障“新丝路”的能源安全以及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