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年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变迁——基于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5—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十期数据，使用HAPC模型分析了我国青年群体中，高等教育在主客观社会地位回报上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年龄越大，青年高等教育的地位认知和收入回报就越大，在青年中后期，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收入下降更晚，地位认知回升更快。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回报的时期效应呈“V”字型，地位认知回报后期增强趋势不如收入。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有显著的队列效应，随着高等教育扩张，“80后”和“90后”青年收入回报大幅下降。此外，随着年龄和近年来时期变化，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增加趋势高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而高等教育收入回报贬值在新一代东部青年群体中更显著。     

新技术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研究

新技术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替代效应"上,本研究通过区分不同青年劳动群体,探究"替代效应"在其工资收入以及职业流动意愿上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职业技能专业化水平更高的群体与人工智能、自动化相关的较前沿技术接触的机会更大;社会经济地位更低、职业技能专业化水平更低的群体与人工智能无关的一般技术接触的机会更大。新技术对不同青年劳动群体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人工智能、自动化相关的较前沿技术对第一、第二产业从业者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替代效应"有限性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总体上人工智能、自动化相关的较前沿新技术的引入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新技术引入会刺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职业专业化水平较低的青年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意愿。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社会阶层没有产生调节效应;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同时,从“先附—后致”视角对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现实分析认为,在青年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后致性因素不断强化,青年群体社会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到提高,而效能感的提高反过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     

组织性依附：青年职业农民自我发展的实践困境及其策略建构

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青年职业农民的兴起已经成为当前最为显著的乡村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鄂东北S县青年职业农民的调查，分析了青年职业农民自我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实践困境，重点探讨了这一群体应对困境的能动策略。研究发现：青年职业农民的生存境遇受到政府扶持“帮能”不“帮弱”、关系用工日益异化和后致性竞争加剧带来的个体能力困境三重因素的影响。作为应对方式，青年职业农民积极建构出依附政府部门、专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等公共组织的“组织性依附”行动策略，获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雇工、技术和价值认同，在绕开村庄社会的基础上促进了个体的自我发展。关注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状况，重新厘清这一群体与乡村组织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2021年新青年市民群体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描述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重点分析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的时期变化情况。结果显示：2011年以来，中国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有所改善，表现为其在业比例较高且较为稳定、职业层次略有提升、就业稳定性有所改善、工作收入持续增加、劳动保障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是也存在工作强度普遍过高、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和队列差异依旧明显等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变化是农民工就业保障政策和教育事业发展等宏观背景以及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禀赋和家庭压力等微观因素共同形塑和影响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健全劳动权益保护机制、构建多元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以切实和系统地推动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青年师生相近性因素及其应用

在高等学校这个“教”与“学”双方共存的具有特定人际关系的环境中，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无疑要注意“师”与“生”这两个不同的群体。而随着高校青年教师比例的日益增加，青年学生成熟期的提前，青年教师群体及其与青年学生的关系更应引起关注。笔者通过大量日常工作生活的观察、调查和分析，发现青年师生之间有一种显著的“相近性”，其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及需采取的相应引导措施值得研究。     

“技术-关系-健康”视角下的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

互联网技术赋能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组，“人媒互动”“人际互动”“偏好互动”的结构演化形成了个体间差异化的健康结果。围绕“技术-关系-健康”的逻辑主线探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健康的影响契合了时代价值和学术关怀的基本内涵。基于2017年CGSS数据的系列计量因果推断方法的结果显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健康存在“双刃剑效应”：在具备提高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客观生病住院次数的“健康溢价”功能的同时，却导致青年群体BMI指数增长的“健康惩罚”。在路径机制方面，高频度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网络、健康管理和网络诱导等途径影响青年世代健康，其中健康管理与网络诱导在部分路径中也起到遮掩效应。     

社会质量与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

基于CSS2013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安全感、社会情绪和环境意识三方面考察了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现状,并探讨了社会质量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整体上处于积极健康状态,正向社会心态是共识;社会质量是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社会经济保障水平越高的个体,其环境意识越强;社会凝聚对三类社会心态都有显著影响且作用方向一致,即社会信任有助于积极社会心态的产生,而对社会冲突的感知则会催生消极社会心态;社会融合对社会安全感和社会情绪有显著影响;社会赋权对三类社会心态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据此提出通过提升社会质量优化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政策路径。     

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理及其结果效应——基于内部动因视角的分析

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是契合数字社会发展的产物，但现有研究对其关注较少，对数字囤积形成的机理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尚不清楚。通过质性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表现为囤积渠道多元但社交媒体占据主流，囤积内容丰富且杂乱，囤积主体既是资源占有者又是分享者，囤积者对数字物存在情感依恋，将其视作自我的延伸。兴趣习惯、自我驱动、错失焦虑和强迫型人格特质是青年群体进行数字囤积的关键内部动因。数字囤积行为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存在两面性，部分青年通过数字囤积构建起自身资源库，实现自我价值提升；另一部分青年在失度的数字囤积中陷入信息过载的窘境，出现自我损耗和心理压力等负面问题。青年群体应从数字物的“保存-管理-利用”维度提升自我，避免被过载的数字物“俘获”。     

中国青年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研究

本文应用CGSS2005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客观地位对于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明显弱于局部比较;而在局部比较中,与同龄人比较社会经济地位所引起的"相对剥夺感"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感最重要的因素;与自己过去相比是否上升也具有重要影响。青年人群之间的横向相对剥夺和个人前后经济地位的纵向比较是形成青年人群不公平感较高的重要原因,社会应当采用多元改革措施提升青年人群的经济收入分配公平化,避免群体间、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过分拉大。     

“80后”青年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分析

“80后”青年离婚率趋高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高离婚率不仅会使“80后”群体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80后”离婚率趋高也严重地影响着家庭婚姻结构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对“80后”青年离婚率趋高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80后”婚姻观的变化、人口性别比失衡下婚姻挤压状况严重、自我意识增强和家业分离、婚姻替代资源增多、父母对婚姻的干预以及离婚成本降低和程序简易化等多个因素影响着“80后”青年的婚姻生活和婚姻质量，是“80后”群体出现“闪婚”、“闪离”的重要原因。     

年轻人“反向消费”的典型表现及潜在影响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反向消费”的热潮下，当代青年的消费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反向消费”的青年群体更享受“循环”带来的乐趣，更乐于以租代买、共享和交换；在意品质生活和性价比，寻找大牌平替与“货比三家”；目的明确，不再囤货，更注重商品的功能价值；对国货的兴趣日益浓厚。“反向消费”现象是由多因素驱动的，包括经济发展阶段转变、消费态度的变化、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个体消费动机的转变。“反向消费”不仅对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还对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变革效应。     

住房产权与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三种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聚焦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住房的居住、投资和权益三种属性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即：安居效应、财富效应、服务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住房产权可能影响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即公平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将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数据（CGSS2017）和省级行政区域的宏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成为青年人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二，住房的安居效应、财富效应、公共服务效应对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性影响。第三，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心理机制的中介渠道，拥有自己的房子，部分地通过提升青年群体的公平感知，影响了他们的阶层认同。     

大陆青年学生在台湾的社会交往现状分析——基于大陆“交换生”群体的实证调查

青年学生逐步成为两岸交流的主要力量,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大陆“交换生”群体在台交流期间,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交往网络,“交换生”面对新的环境,开始接触台湾青年群体,使用当地的沟通工具,参与当地社会活动,这充分体现出大陆青年在台具有较强的“在地”适应性.但是,研究也发现,“交换生”群体在交流中呈现出相对封闭的交往网络,由于交流环境的限制,心理的群体认同与融合也有待进一步构建.因此,有必要推动建立两岸青年交流的持续化交往机制.     

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实现：理念、制度与政策——基于公民权利视角的分析

收入分配改革．无疑已成为当下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主要依据两个因素：权利界定与市场供求，即“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而从效果来看．收入分配直接关系到公民个体及其群体保障与发展能力的形成．因此．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探讨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实现．将有助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工作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

通过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扩展的明塞尔模型为基础,实证研究工作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参加社会培训还是企业培训,以上两种类型培训都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工作技能培训会使农民工工资收入增加4.4%,但对于不同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来讲,其工资收入效应存在差异;社会培训会持续对农民工工资收入产生积极作用,企业内部培训的工资收入效应具有滞后性,并且前者的工资收入效应大于后者,这种效应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上体现的更加明显。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个体的培训财政补贴力度,鼓励农民工参加周期较长的工作技能培训项目。此外,培训补贴应向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年农民工倾斜。     

“90后”青少年研究视野探析

青少年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当以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青少年研究进入新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中，以往的研究视野也应有所拓宽与创新。上个世纪70年代前：青年群体庞大，研究者极少；70年代后：青年虽然吸引了学界目光，但并没引起关注。而对“80后”的研究则是：从果断定论其为“垮掉的一代”到尴尬反思其为“鸟巢一代”，这促使青少年研究出现了目前从高调走向低调，谨慎对待“90后”研究的状况。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从主观走向客观，理性对待“90后”研究，具体而言做到：理性——全面关注；客观——平等对待；公正——研究对象的扩展。     

论青年群体的社会学特征

论青年群体的社会学特征陆建华把青年作为一个人生过渡阶段，是一种普遍看法，但它的视角是青年个体，重点又是指个体从童年到成年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青年社会学视角中的青年，由于首先涉及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非个体性过程、非个体性因素，主要是作为社会群体的青年，它凿力研究和解释在社会结构过程中青年这一群体的地位、特征、活动方式。这样，我们对青年的科学认识就确定了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社会群体，而不是过渡阶段；是一种具有清晰的结构特征的，可以具体把握的社会实体，而不是时间段；第二，它是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个分散的个体；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广泛社会关联性后果的社会群体。相比之下，青年个体的活动与行为对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无法构成显著的影响，其关联性后果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某个年轻人因为家庭贫困而无法继续就读上学，这一现象的影响所涉的范围是以这位年轻人及其家庭为中心的，后果对其个人来说具有百分之百的重要性，但对整个地区、乃至整个社会，影响是微小的。但是，当一大批年轻人都有如此境遇的时候，其社会后果就极其巨大，影响这一境遇的社会因素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必定更多，更复杂。人们往往用“结构性震荡”一词来表示某一群体的活动与行为的广     

新兴青年群体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及时代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扩大，做好此类群体工作至关重要。经实证调查，本研究发现该群体工作稳定性差、劳动时间长、收入差异大、社会保障较好，租房居多，闲暇多为上网，身心健康状况欠佳，但对生存状态满意度较高。在价值观念方面，该群体关注热点多样，对待网络信息理性客观，对群体亚文化接受度较高，坚决反对损害国家、集体荣誉的行为。在人生态度方面，认为身体健康最重要，其价值观的形成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朋友交流、政府政策、领袖言行、网络媒体等影响较大。总体来看，当前新兴青年群体体现出思想积极向上、群体分化明显，职业稳定性不高、工作压力大、制度性保障不够，亚文化影响大、政治参与弱，职业、住房、家庭与社会交往等显性需求突出的时代特征，建议从思想引领、服务供给、组织凝聚等方面增强党组织对新兴青年的吸引力，做新兴青年群体工作的热心人，引导新兴青年积极建功新时代。     

青年的腐败容忍度更低吗——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分别从政党与政府两个层面考察青年对不同级别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情况与不同职能部门公职人员清廉程度的感知。基于CGSS2015数据发现,相对于其他年龄组,青年群体对于党员干部遵纪守法与公职人员廉政感知均偏低,说明青年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运用ologit回归方法分析青年党政反腐感知,研究发现:在政党腐败感知方面,相对于非党员,青年党员的腐败感知更低,新兴媒介对于青年腐败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腐败惩罚力度与党员干部的遵纪守法感知成正比;在政府腐败感知方面,惩罚力度与公职人员的廉洁感知成正比,检察官的专业水平越高,廉洁感知越高,警察/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平越高,廉洁感知越高。反腐用重典是青年反腐观的普遍共识,青年的反腐观对于反腐败工作具有积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