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视角下的正当程序探析

作为外国法院判决能获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之一，正当程序意味着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当事人应实质性、充分而积极地参与诉讼程序，与裁判者展开理性的对话从而积极影响裁判结论的形成，使裁判者的裁判权受到来自被裁判者一方的合理约束，这些方面正契合了民事诉讼辩论主义机理，法院裁判范围应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同时强化法官的阐明职责。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应确立辩论主义，完善法官阐明制度，保障当事人实质性参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使国际司法协助中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得以更好地开展。     

合意选择法官制度的启示

2003年，台湾地区“立法院”正式公布的《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是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制度所独创的，被认为是“世界司法史上的一大创举”。近年来，我国部分法院适用合意选择法官制度，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对于减少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满，促进裁判的执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裁判权让渡: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基于刑事法官职业风险化解视角的思考

法官职业风险由裁判权所引发,化解法官职业风险的关键是进行裁判权让渡,裁判权让渡并非理想选择,而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我国原有的“裁判权对内让渡”、“裁判权对上让渡”及“裁判权对外让渡”属于权力体系内部的让渡,不符合司法改革路向。应借鉴韩国“不彻底的裁判权让渡”模式,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裁判权让渡机制,帮助法官化解基于裁判权所产生的职业风险。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若干思考

法官回避制度是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由于法官是发生争执的当事人双方的居中裁判者，法官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查事实，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理由，运用国家制定的法律作出裁判，因此，作为居中裁判者，就必须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得偏颇于发生争执的任何一方，法官应当与争执双方的事实经过及其裁判的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在西方国家法学理论中称为“司法者中立原则”，这个原则同诉讼一样古老。根据这项原则，当法官与其审理的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就应当退出该项审判，以避免由于利益或感情等因素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公平。“任何…     

民事审级改革略论

公正合理的审级制度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职能和法律价值目标的前提条件.而我国司法的行政化导致法院缺乏独立性;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法官的不独立;再审制度导致裁判的不确定和司法权威的下降.现行司法的审级制度影响法院独立行使裁判权,影响司法公正,必须进行改革.对民事审级改革中各审级法院审理的范围方式,审查程序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     

试论类比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以普通法的运作机制为例

类比法律推理是依普通法审判时采用的基本法律推理方法。类比法律推理是一种弱式推理,裁判结论的得出与推理前提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而是高度依赖于法官对类比基准点、已决法律点与问题案件之间事实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相同点和不同点哪个更为重要的把握。这种法律推理方式不能限制情感、偏好、前见等个性化因素对法官裁判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法”的发现以及法官裁量权的控制就成为普通法审判实现司法公正所面临的基本命题。先例拘束原则、陪审制、对抗式审判方式、裁判公开等司法裁判程序制度通过使当事人、社会积极参与法官的裁判活动,为普通法审判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重要作用。     

博弈与和谐——民事案件调判结合办案方式之完善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审判活动与调解活动的结合,即"调判结合"。其也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被强化。但在审判实践中,"调判结合"的办案方式还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程序不分,即调解程序融合于审判程序,调解贯穿于审判活动全过程;角色不分,调解法官和裁判法官合二为一,混同了"调解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审判权和处分权主次不分,淡化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本文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建议:调解员与裁判员相分立;调解程序与裁判程序相分立;完善调解制度相关立法,保障调解活动与审判活动有机统一。在完善民事案件调判结合办案方式中,应摆正以下关系:当事人申请启动调解程序,并不排斥法官的引导义务;法官主持调解,并不排斥第三人参与;依法裁判,不排斥当事人调解意见的纳入。     

通过行政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初步考察

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行政化裁判程序。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只是通过秘密、书面和间接的阅卷工作对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判进行复审;不在公开的法庭上听取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意见;核准被告人死刑不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只采取秘密提审的方式,等等。这是一种司法裁判权的任意扩张,所带来的后果是当事人诉权的严重萎缩,不利于实现司法正义。学术界应该对这种寄希望于行政方式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进行反思。     

民间法与裁判规范

裁判规范是法官在司法中援引或运用一定规则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规范。裁判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官援引一定规范所直接形成的裁判规范；另一种是法官运用一定规范而构造的裁判规范。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既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作为裁判规范，也可以被法官作为构造裁判规范的“原材料”加以运用。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有一些制约性条件，需要法官识别民间法，也给法官增加了论证义务，以便使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或者以民间法为据构造裁判规范时，获得当事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接受。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的法律分析

诉讼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改以往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为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案件由当事人负责举证，法官居中裁判。法官要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判案，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交足够的证据，法官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判决其败诉。这种改革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但是，事实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呢？我们的国情是否可以完全吸收新诉讼制度的所有优点呢？答案可能并不乐观。 我国以往的强势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制度确实需要改革，因为，那种旧的诉讼程序制度存在一系列的弊端： （一）造成诉讼拖延…     

司法独立的另一种诠释:权、责、信的统一

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有机体 ,司法必然包含着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品质和取得社会认同与支持的价值亲和性。从对司法独立的制度及中国背景的实在考察中 ,检视出中国司法之独立的根本障碍在于各级决策层对司法权的独立缺乏信任和中国司法责任机制的缺乏。因而 ,作者主张以责任先行来引导中国司法的全面独立。     

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

我国法院从司法改革初期积极扩张司法权的一端,转变到面对社会矛盾复杂性而采取自我限缩策略的另一端,暴露出司法权运作边界模糊的问题。社会需求决定了司法的供给,但司法权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机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条件,而且当事人人数的多少、案件的复杂程度等都会影响司法权的能力。司法权应当恪守自己的边界。对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保持克制,是司法权威的必要保证。     

司法民主：理论与现实的困境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民主化备受关注。“司法以实现正义为目标”是考虑司法民主举措问题的根本认识前提,以急功近利心态的片面追求司法的社会认同,放弃了对民主因素介入司法的方式和制度上精雕细琢,司法民主将面临着在实践中走向偏离并最终陷入“司法无存”的困境。     

中国司法建设三十年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经过三十年建设,基本形成了健全的司法制度,树立了科学的司法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司法建设的未来是现代司法、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司法三大元素合理配置的过程。未来中国的司法建设将以现代司法元素的扩张为主要方向,兼顾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司法两大元素中的优势,不断整合,最终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     

司法的精英化与大众化

在西方国家的司法领域 ,司法的精英化和大众化两种现象同时并存。它们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并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撑。司法的精英化代表着司法的“职业理性” ,而司法的大众化则体现了“大众理性”在司法中的作用。它们有着不同的适用空间 ,是相反相成、相互补充的。建国以后 ,我国的司法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 ,又硬性推行一套别具特色的陪审制度。这是对司法的运作原理和陪审制度的法理缺乏理性认知的结果。中国司法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走职业化、精英化之路。在基本实现这一目标之后 ,则应该为司法的大众化设定一定的运作空间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陪审团制度。     

论我国司法信任的养成

司法信任是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司法信任的有无与多寡将决定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的兴衰成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对原有信任环境及信任基础的破坏、司法亲和力的下降、职业法官专家系统尚未建立、对司法有限性的认识不足、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度不够,是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要增进我国的司法信任,最终建立高度的司法信任,必须坚持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相统一,推动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延伸,促进交往信任向普遍信任拓展,激励依存性信任向主体性信任转化。     

技术性：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

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不断呈现社会化发展趋势的时代背景下,热点司法个案已开始成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焦点,相关的司法风险也在逐渐地呈现.就司法的社会公信力而言,中国司法似乎已经无奈地陷入到了塔西佗陷阱当中.在司法权威的建构上,中国司法迫切地需要在司法的技术性层面不断地努力.虽然司法技术并不构成公正司法的充分条件,但无疑却是必要条件和最低评价标准.对于司法权威而言,技术性乃是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技术性司法权威的建构需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来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同.     

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对应于两次历史性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变迁,即从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政治司法价值观转变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经济司法价值观,而后再演变为为社会稳定排忧解难的社会司法价值观,并走向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的衡平司法价值观。鉴于前三种司法价值观本质上都是法律工具主义的产物,是人治的变种,故有必要对其做历史性反思。唯此,型塑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司法价值观方为可能。     

论司法和谐及其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和谐理念,极大地丰富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在论述司法和谐的概念和构成要素,探索司法和谐的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影响司法和谐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实现司法和谐的若干构想,以期有助于司法和谐之理论深化与制度构建。     

中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前景与出路

陪审制度与司法现代化既存在矛盾性,也存在相容性。矛盾性使其处境困难,而相容性则给其带来生机。陪审制度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但其在现实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必须加以改革。当前的重点是限定陪审案件的范围,强中审员的权利,吸收专家型陪审员。而根本的出路则在于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