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

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改革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工作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对滞后,给司法实践带来较大难度,需进一步改进。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认定上应坚持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思想,对一些轻微犯罪行为不做犯罪处理;在对未成年犯的刑罚适用上,应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量刑体制,完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未成年犯罪行刑问题上,进一步放宽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制度，尤其是具体刑罚的裁量适用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我国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运作，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都有一定涉及。对此加以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处遇制度内容的深刻认知，并相应地提出完善的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的原因

刑罚观念的转变和对刑罚功能局限性的认识,刑罚谦抑性以及刑罚经济思想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理论溯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现实根基和强劲支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必要性.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和刑罚处罚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未成年人应以教育、引导、改造为主,尽量少执行刑罚处罚。我国法律对未成人犯罪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防为主,法制教育"的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方面坚持"从轻减轻处罚"和"不适用死刑"的原则。本文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及对未成年人不宜适用的刑罚进行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定的身心和社会原因。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涉及人权保障、刑事政策和刑罚正当化等问题,应科学地进行设定。现行刑罚体系中无期徒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种和累犯制度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不合理,应予革除。对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适用非刑罚方法和缓刑、减刑、假释制度。     

非监禁刑:犯罪未成年人矫治与预防的路径选择——基于实证的思考

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是挽救并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最好途径,它不仅可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可以预防他们再次犯罪。但由于对非监禁刑价值认识不足、制度存在缺陷、司法环境困扰和部门衔接不畅等原因,我国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还存在适用比例、适用刑种、适用区域、适用属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增加了社会风险;与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相悖,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侵蚀了司法正义;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相悖,减损了刑罚功能。减少、纠正这些偏差,应树立少年司法理念、完善少年司法立法、建立部门衔接机制、探索多种矫正模式。     

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思考

在刑罚种类的应用上,对未成年人不宜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在具体刑罚执行上要注重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差别,扩大缓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假释、减刑应作特别规定。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结合我国刑罚的根本目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应对其实行与成年人犯罪有所不同的刑罚。尽管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原则上作了特殊规定,但具体操作上尚需进一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若干问题刍议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应该加以改进。在刑罚体系中,主刑中的死刑、无期徒刑,附加刑中的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均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附加刑中的罚金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应做严格的限制。     

浅议刑事责任年龄

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未成年人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智力上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对是非的判断都似乎达到“成人水平”，但受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未成年人所受刑罚与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法律的正义性。但是受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的影响：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丧失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抢救的信心，不应扩大对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刑事惩罚。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者实质上是迷信刑罚万能，与刑罚目的相悖，是在推卸国家、社会、家庭所应承担的对未成年人教育的责任。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与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所激发的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需求日益凸显。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与现代刑罚理念的变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是必然趋势与理性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犯罪标签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实体要件、程序要件、形式要件的构建与设计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在该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还需加强配套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例如,政府对未成年犯的支持与鼓励、社会宽容文化的培育与引导,共同服务于"和谐稳定"之时代主题。     

我国性价值观的发展与性犯罪立法的完善

刑法规范是伦理性最强的法律规范之一,随着经济、行政犯罪在刑法中的比重相应增加,刑法规范的伦理性逐步弱化,法益保护色彩加强。我国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方向是:直面同性恋,明确卖淫含义,不对强制猥亵的行为对象进行限制;对与淫秽物品有关的行为不宜泛犯罪化,应当就其场所、内容、范围、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别;宽容对待隐私权,维护社会公德,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增加性贿赂的刑罚制裁,严厉打击权色交易。     

有关财产刑的几点误识分析

自由刑和财产刑虽然都是被告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但是二者有着不同的功效、目的和作用,两者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二者之间不能易科;为弥补行政“追缴”、“没收”而适用财产刑的做法,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违背了法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应排斥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财产刑,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刑事政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调整措施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有许多量刑从宽的规定,程序法中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其都体现了从宽处理的倾向。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趋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一味从宽从轻,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维护。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为及心理矫正的措施进行探讨。     

对下调法定最低刑责年龄的省思

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下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部分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倚仗法律保护肆意实施危害行为的"钻法律之空子"的情况发生,能够有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使公众免受"12岁恶魔"的伤害。在作为调整对象的低龄未成年人一侧,最低刑责年龄的下调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戴上这只法律"金箍"的未成年人将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自身行为的检点合法。当然,虽然法律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但犯罪未成年人仍然需要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治环境中得到救赎,既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关了之"[1]。在"疏"与"堵"并行的同时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使低龄未成年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中树立起对法律以及他人权益的敬畏之心。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对严重犯罪坚持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改进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后再犯问题研究——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视角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首次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非监禁刑罚执行管理上的区别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罚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在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规定的法律位阶冲突以及矫正措施的种类和具体执行制度上,仍存亟待完善之处。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对上述问题加以完善,将有助于从刑事政策角度对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     

职务犯罪侦查中应确立刑事司法拘留制度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刑事诉讼活动中，经常会遇到犯罪嫌疑人以及其它诉讼参与主体有尚不构成刑事犯罪或者妨害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行为。然而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侦查部门面对此类行为往往束手无策。文章引入刑事司法拘留制度为此提供了一种介于严厉刑罚与完全免责之间的第三种处理方式，并设计了一系列立法构想。     

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检讨与完善

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经济犯罪不断增长的趋势,采用重刑治理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却未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这源于我国现行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内涵过于狭窄,且过分依赖刑罚的作用。为此,反思现行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并完善其疏漏之处,构建科学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已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