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地方政府患上“捐款依赖症”

针对部分学校新生秋季入学时须自带课桌上学的情况，湖北麻城市政府目前决定，在地方财政原已投入400万元的基础上，再筹措500万元专项资金，同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开展“健康课桌”认捐活动，以便在未来两个月内为全市所有学校配齐标准化课桌，结束学生自带课桌上学的历史。截至9月7日，该市党员干部已认捐26万余元为学生购置新课桌。     

论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法治浙江”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制订或正在制订若干个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些国际法律规范均强调了地方政府自治的必要性,规定了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准则,对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动向,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浙江法治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后应努力促进宪政基础建设,充分领会和认识“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石范畴。     

多中心时代的“地方”与法治

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心主义治理结构是根深蒂固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简政放权、权力下放,导致多中心时代的到来。多中心反映为传统中心有所削弱和位移,客观上推进了限制权力的权力改造工作,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地方国家机关从权力的边缘地带转入中心区域,权利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基层国家机关权力与责任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明确。更重要的是,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由于直接与权利人接触,在多中心时代快速发展为依法办事的前沿区域,承担了重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地方也具有更多的法治建设积极性。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抓住地方法治实践这一关节点,把法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地方和基层。     

地方财政自主的法治保障

地方财政自主权力的外延包括财政预算自主、财政收入自主、财政支出自主和财政监督自主四个方面,其理论基础源于地方分权自治、财政联邦主义和辅助原则。中国地方财政自主法治保障的制度构建,在财政预算自主方面,需要在对地方政府预算权进行法治化控制的同时,保障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独立性;在财政收入自主方面,必须对税种进行合理划分,追求税收共享的法定化,并在强化预算约束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公债发行权;在财政支出自主方面,应当在财政收支划分明确化和规范化的前提下,重视财政转移支付对财政自主的影响,关注财政支出自主可能引发的政府间财政竞争,通过法律制度来引导良性竞争,制止恶性竞争。     

“地方发展型政府”抑或“地方企业家型政府”?——对中国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述评

在中国财政和行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根据地方政府机关是否直接参与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划分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两类。用单一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太可能完全概括中国政府行为的所有面向。一般而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的特点,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但政府行为也表现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不同改革时期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特点的显著性、着重点和表现形式的区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运作的成果分配问题。     

论“圈地”现象背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

本文从近期的“圈地”热潮开始谈起,分析了土地与土地权,国家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三组关系,讨论了其对征地的影响,并将重点落到地方政府上面。然后,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论证地方政府“圈地”追求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利润,而是其他一些利益。文章提出了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机制以遏制地方政府利益追求,试图以此来规范征地行为。     

论“群众上访”与地方政府公共关系建设

在当前社会大转型时期,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异化,“群众上访”高潮迭起且形式激烈,严重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不和谐的因子,突现出地方政府治理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公关意识贫瘠的困境。通过对这种困境的发生机制与深层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加快地方政府公共关系建设是解决“群众上访”问题有效途径,并且给出了地方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具体对策。     

地方政府的“监督需求”在哪里

如何实施有效监督是人大监督的老问题，现实工作中，地方政府总感觉人大监督没监督到点子上，他们时常抱怨：“政府工作忙忙碌碌．终日忙于上项目、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还要腾出时间来迎接人大视察、检查、调查、评议等，精力分不开，时间不够用”等等，人大也深陷“没事找岔、添麻烦添乱”之烦。其实，地方政府还是很欢迎人大监督的，那么，他们期待什么样的监督？又有哪些“监督需求”呢？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宪政·法治·行政法治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文件深刻阐明了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文件特别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从而把党的执政地位同人民的选择联系在一起,把执政党地位同宪法和法律联系在一起。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依靠宪法,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自觉改变传统执政方式,尤其是要彻底摒弃人治习惯而采用法治方式,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     

地方行政法治的若干制度建设

行政法治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鉴于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 ,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应积极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制定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建立完善的制度 ,以实现地方行政法治。     

地方法治试验的回应型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法治"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那就是未能展现出地方法治发展的理想样态。囿于我国独特的压力型体制,地方法治发展出现了地方政府法治公信力缺失、立法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忽视程序法治、地方法治指标考核不良竞争等弊端。因此,亟须转变地方法治发展方式,逐步消除压力型体制的弊端,实现地方法治的回应型发展。应从凝聚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互动的共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培育回应型法治元素、构建回应型评估指标体系等多个层面,构建回应型地方法治。     

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Grounding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has been revived and developed vigorously by mid-twentieth century 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eorists, contemporary legal positivists have not been impressed. The author reviews this confrontation, outlines the logic for a strong theory of Rule of Law, and surveys the leading attempts to provide compelling grounds for such a theory.     

Interpreting the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 juridique -     

论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法治路径

当前,我国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主导地位比较虚弱,究其原因,与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有很大关系。事实上,《立法法》本身并不排斥税收授权立法,但前提是税收授权立法能够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要求。目前社会及学界对税收授权立法的诟病,多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税收授权立法存在"空白授权""无期限授权"以及"转授权"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尽管长期以来在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但是中央对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不当行为却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因此,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授权立法行为都亟待约束和规范。为建立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应当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授权立法,明确法律保留和税收授权立法的关系,寻求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法治路径。     

德治与法治简论

道德与法律同为上层建筑 ,虽范畴不同 ,但相辅相成 ,联系紧密。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是道德的具体化。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必须德治与法治交相为用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并做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     

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其法理限度

近年来，江苏、广东、浙江等地提出了先行法治化目标。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就我国单一制体制下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可行性、与法制统一原则的关系以及是否仅限于发达地区等问题产生了争议。在政府、法律职业阶层和民间力量等地方法治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下，地方先行法治化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呈现出“体制内回应型”的基本路径。“体制内回应型”路径下的地方先行法治化在主体、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偏离法治的情形。客观评判“地方先行法治化”命题的法理限度，重塑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回应型路径，是协调地方法治与国家法治关系，保证地方法治建设合乎法治理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