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不应受到版权保护

"创意应该受到版权保护"的命题不能成立.创意/表达两分法原则即版权只保护创意的表达而不保护创意本身,作为版权法的基本原则和各国法律的现实规定,勿庸置疑.用版权保护创意产业中的某些要素并不等于创意本身应受版权保护.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意产业中的不同要素进行保护.对创意可以采用合同和商业秘密等方式进行保护.     

浅议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受自然资源约束威胁,诸如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就业难、自主创新能力低等问题长期阻碍着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发展正好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难题。"文化创意产业"是近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在产业的高速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最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问题。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它是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结合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论证关系,从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着手,介绍了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中知识产权的发展现状,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对策。     

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综述

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各国在产业战略调整方面普遍的关注点，是产业创新的重要领域。对于创意产业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当今创意产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为此对于我国当前关于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进行梳理，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论台湾文化创意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21世纪是设计经济的时代,著作人将创意、知识、价值导入设计企划,进而以文化诠释商品的附加价值,成为台湾经济及形象发展之战略,也是台湾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升竞争力之核心元素,使得民众对艺术的品位与对各种文化,有更进一步之认识与赏析。本文以知识产权作为论述核心,包括台湾的"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等法规,分析创意文化产业如何应用这些知识产权法规。本文首先介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立法"目的、体系架构及保护范围。其次阐述如何以"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保障文化创意产业之成果。此即结合法律与文化创意特性,寻求对产品保护范围的最大化,应用法律捍卫设计师辛勤创作后的结晶,企求文化产业之成果,得以搭配企业设计策略,经营出自身的品牌,促进台湾设计产业的竞争力。     

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法律保护体系之构建

文化创意产业是依靠创意和智力进行创作、生产、销售,并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经营和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可分为核心、紧密、外围、边缘四个基本层次及其之下的若干小类。我国现有立法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都远不能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践的需要,应当在制定统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法和具体部门法,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准入、市场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努力。     

知识产权法中的创意与保护由首都文化产业的实践说起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北京市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06年联合发布《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在该《标准》中第一次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2011年,     

创意的法律保护体系构想

创意是一种智力成果,应当获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然而,仅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保护,并不能充分保护创意。在现有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框架下,探索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契约保护、不当得利保护等全方位、立体的保护体系,方能充分保护创意作者的权利,继而激发全社会更强大更深层次的创新。     

创意保护的法律路径

创意的法律保护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创意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基础性命题和共同难题。创意应具有新颖性和具体性。关于创意保护的权利基础,主要有财产权理论、合同理论、不当得利理论和保密关系理论。我国有关创意保护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均处于初创阶段,应从三个方面构建创意保护的法律制度：在性质上,将创意界定为一种独立的知识财产;在保护范围上,坚持创意判断上的相对新颖性和具体性标准;在保护模式上,确立以著作权法为主导、以合同法等法律为补充的系统保护机制。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方法与途径探讨

作为21世纪以知识要素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支柱,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ies)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循环经济以及树立现代城市国际形象,构建文化“地标”中的重要作用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关注。然而,除了必要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之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样是创意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本文即在揭示创意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联系及其重要性之基础上,从产业价值链角度,通过对不同阶段的价值活动与特点进行分析,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与途径。     

创意产业知识产权管理机制探析

创意产业作为凝结知识产权的创造性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扩散、聚合体系,正在成为现代产业中的一个新亮点.加强对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速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建设,以促进我国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论知识产权法中动漫角色之界定与保护

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时代。由于我国动漫产业落后,使得我国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袭时有些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通过对动漫角色的法律保护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动漫角色法律保护体系,为中国的动漫产业保驾护航,此举对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国内外有关学说和判例,参考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介绍了商品化权领域中的“角色”、动漫角色与虚构角色的联系,即动漫角色是虚构角色三种类型中的一种以及美国对虚构角色的界定理论,深入讨论动漫角色的配音是否属于动漫角色、动漫角色与真实人物的界限、两个动漫角色界定的问题,并对美国、日本在动漫角色保护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     

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私权保护:价值、成效及制度调适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转化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由此迎来自我更新的契机.我国对于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保护目前以公法为主,私法保护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但其法律制度尚不完善.而数字环境下文化遗产及其元素的利用较强地依赖...     

排污权交易与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交易产生是人类为解决环境问题提出的一个创造性的构想。《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使排污权交易成为了全球范围的一个环保准则。因此,我国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步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     

论警察战术权机制的社会适应性

警察战术权源于前苏联《犯罪侦查学》兴起过程中创造性智力成果之侦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机制需要,其机制生成具有在计划经济时期进行侦查行动和侦缉措施时的适应性。当代中国警务在构建创新型社会过程中须认真对待警察战术权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其社会稳定的警察战术权机制,也要改善适宜其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警察战术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欧盟数据生产者权利质疑——以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为视角

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在题为“建立欧洲数据经济”的文件中提出为保护机器生成数据设立数据生产者权利(data producer’s right)的建议。数据生产者权利采用与知识产权制度类似的方式规定保护对象、权利主体、权利例外和保护期限,但这一权利在体系构建方面存在难点,与版权、数据库特殊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等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产生重复保护的冲突。文章在分析数据生产者权利与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厘清数据生产者权利体系构建的难点,得出欧盟及欧盟之外国家立法不宜设立数据生产者权利的结论。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人权法反思——基于必要性的考量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制度中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安全阀",其适用范畴的任何伸缩,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隐私权等人权问题。回溯知识产权与人权挂钩的历史事件,反思在著作权保护与人权保护同样强势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失衡,进而指出合理使用制度的未来变革应当体现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权属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农民权利的制度重构及其实现途径

我国农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和缺失,为此需要对农民权利进行制度重构并设计更加具体的保护措施。构建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要求转变制度理念,在确立平等权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转变,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转换,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迈进。基于以上理念,应将农民权利区分为生存型、保障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进行分类保护。与此相适应,通过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废除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公私协力保护的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功能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并最终保障农民各项权利的实现。     

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通过借鉴国外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历史与现状,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征地补偿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现象与我国现行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革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提供对策建议：坚持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征地和补偿三位一体、从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改革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建构对农民财产权益的制度性保护与个别性保护,以改变征地实践中“有法不依”与“无法可依”现象、确保农民财产权益的存续保护与价值保护。     

生育权基本问题的探讨及其法律保护

关于生育权基本问题的争议很大,学界对生育权的性质、权属主体和权能更是众说纷纭。生育权应是自然人主体享有的生育的人身自由权,是自然人人格要素之一,属人格权范畴。自然人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但男女生育权并非同等,它们在权能和内容上存在差异。男女生育权共同的权能有生育选择权、生育信息知情权等,无“生育隐私权”权能,且生育选择权受到限制,是相对的选择权。女性生育权较男性生育权具有更多的可选择内容和更大的知情权范围。此外,女性生育权还独有生育健康权权能。生育权的法律保护有待完善,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条需加修改。     

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理论创新还是法学歧途?

被很多人视为民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的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泯灭了物权与债权之分,赋予债权普遍的对世效力,破坏了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传统,导致逻辑体系的混乱。该理论混淆了权利与利益的差别,借用大陆法概念机械地解释英美法的财产法理论,在逻辑概念上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足以为债权人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的损失提供充分救济。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非但不是理论创新,反而陷入了理论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