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移民的概念及其法律化

非法移民问题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非法移民的概念在学术界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和使用,这种状态阻碍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并割裂了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本文从移民的概念入手,重新对非法移民的概念进行了认定,并与难民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最后,文章指出了非法移民概念在我国法律化的必要性和面临的若干困境。     

中越边民跨国婚姻问题探析——对广西那坡县百南乡边民与越南边民非法通婚的调查

桂西南的那坡县百南乡与越南毗邻,由于我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当地姑娘多"内嫁",部分家庭经济拮据的认为娶越南女人"很划算"。而越方边境条件相对较差,很多女子愿意嫁到中国,故两国民间多通婚。但非法跨国婚姻往往导致嫁入的越南妇女本身及其子权利得不到保障,影响边境社会管理。     

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上海、义乌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国。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和义乌等城市,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小社会正在形成。这些外来移民小社会内部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联系、组织、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它们"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地方政府通过外来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来对这些挑战进行回应,并塑造着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上海日韩人、义乌中东人和广州非洲人小社会的建构和地方政府对其治理之间存在着多重社会政治张力,并形成另类的"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探索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和有效治理,将为跨国移民社会的发展形态及新兴移民接纳国外来移民治理"向何处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可行性思考路径。     

农民进城买房给城镇化带来什么影响

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剩男"们为改变在婚姻中的不利地位,形成了以购房为手段、以实现婚姻为目的向城镇大量移民的"新移民"现象。应合理引导婚姻移民与实现"人的城镇化"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与进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互动,实现由"转移人"到"提升人"的转变,变被动城镇化过程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     

北京市聚力治理非法小广告

本刊讯日前,北京市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开展非法小广告专项治理行动的实施意见》,本着"统筹协调,属地负责、突出重点、疏堵结合、深化管理、全民参与"的原则,严厉打击非法张贴、喷涂、散发小广告的行为,建立治理非法小广告长效机制,通过1—2年专项治理行动,实现全市范围内非法张贴、喷涂、散发小广告现象     

浙江经济欠发达地区非法婚姻移民问题探究 ——以越南新娘为例

浙江经济欠发达地区非法婚姻移民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其中以越南新娘最为严重。随着这些越南新娘的到来,当地非婚生育情况普遍,骗婚逃婚现象频发,人身安全隐患潜伏,给社会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通过完善签证政策,健全法律法规,加强部门合作和宣传政策法规等措施对越南新娘进行有效的治理。     

加拿大遣返非法移民程序简介及改进我国追捕在加逃犯工作的思考

我国与加拿大尚未签署引渡条约,追捕逃往加拿大的犯罪嫌疑人仅限于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且完全采取遣返非法移民的方式。认真学习、研究与利用加拿大遣返非法移民的法律和程序规定,有利于加强与改进我国追捕在加逃犯工作,提高办案质量,打击相关犯罪。     

法国如何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非法移民会给滞留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加大经济负担，损害其公民中低技能劳工的利益。甚至扰乱该国的社会治安等等。法国政府长期以来积累了控制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有效遏制了非法移民的迅猛增长。希望通过对法国非法移民执法控制的分析。为今后我国政府相关部门有效控制非法移民发展势头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决策的代际变迁——以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外来媳妇”为例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35位"外来媳妇"的深度访谈,探讨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婚姻迁移决策依据与情境。依照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传统,本文将婚姻迁移主体的生平、身处的社会、决策的时空情境纳入分析框架,检视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在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时空情境的变换导致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背景的显著代际差异,体现在她们对婚姻交换的不同认知与实践中,并呈现出同龄群体效应。     

外国人在华非法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视角

运用推拉理论对影响外国人在华非法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外国人来华就业的推力因素主要有地缘经济因素、人口结构、跨境就业政策、政局稳定性以及非法国际通婚等,而中国内地的拉力因素主要有经济引力、市场因素以及移民网络(包括非法移民)的形成。在推力和拉力的相互影响下,入境非法就业外国人将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并且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需要立法与执法合力治理。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考察＂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告诉我们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唯一的、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答案。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     

从“三个特色”到“三个代表”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一、“三个特色”的来龙去脉“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他长期以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三个代表”重要的思想渊源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提出的“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