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单制度法理分析及法治要点

清单制度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负面清单、服务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背后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及逻辑关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贸区试验最大的亮点;责任清单是对负面清单、服务清单、权力清单直接约束;从清单制度法理层面分析体现了法治行政和简政放权的理念,以法治精神处理清单制度是必然的选择。     

建立“责任清单” 确保“两个责任”落地

正日前,钟祥市地税局印发了《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清单》,明确了党组、党组书记、领导班子成员、二级单位及科室主要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责任,并制定了保障和问责机制,确保"两个责任"的落地。建立责任清单,明确责任。结合实际,全面厘清了77项主体责任和24项监督责任清单,并以     

权力清单:从公开到规范之路

权力不公开、不透明,是权力腐败的根源。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作为监督公权力行使的崭新形式,权力清单制度正在经历从萌芽到各地区全面铺开的历程。它是落实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的有力保证,有利于实现有限政府、高效政府的目标,更有利于实现权力公开透明。在各地"晒"家底的同时,也应当对此进行制度规范,规制权力清单产生流程,构建电子政务制度,完善权力监督体系,及时跟进责任清单。     

建立企业内部控制负面清单制度的思考

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过程中,可借鉴外商投资管理中的负面清单模式,实行内部控制负面清单制度,即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种禁止性规定,以清单形式列出,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使其成为内部控制不可触碰的制度"底线"。建立企业内部控制负面清单制度,对于推进内部控制管理创新,防范重大经营风险,强化对各级经营管理者的权力监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负面清单的内容可从内部控制要素、内部控制业务和内部控制流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内部控制负面清单的有机整体。企业在建立内部控制负面清单过程中,需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正确处理好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的关系。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的优化——基于合肥市的实证分析

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是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重要目的 ,它通过"可视化"的过程将政府行政权力公之于众。目前,权力清单中关乎政府行政权力的公开仍存在较严重的问题。本文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类型及其分布进行实证分析,并探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以明晰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制化确定、科学化配置以及多元化监督之于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主审法官权力责任清单研究

尽管我国主审法官制度已经进入协调发展阶段,但其权力责任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尚不明确,难以通过限制和调整功能实现权责利的统一.以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观之,主审法官不仅应是个别正义的具体提供者,而且在合议庭架构中是集体行使审判权的组织者,在团队化运作模式中更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管理者,是具有绝大部分审理裁判权能、对团队成员享有审判管理权限,并对承办案件终身负责的员额内法官.鉴于权力责任具有社会关系属性,清单设置必然依附相对主体的特征,只有在正确厘定主审法官与相关主体的功能定位和逻辑关系基础上,从微观的个案裁判、中观的审判组合管理、后续的责任承担和利益保障等角度逐项框定主审法官的权力责任清单,才是真正落实审判权独立公正高效运行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     

简论“权力清单”及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权力清单＂的推行加大了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权力清单＂从制定到执行依旧存在众多问题：如,责任规定不明确、制定程序不完善、遏制腐败效果不明显等。为发挥＂权力清单＂的效用,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如出台责任清单与权利清单,规范制定执行程序等。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打通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

政府推出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目的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向纵深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真正惠及企业,需要深入研究激发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安排,打通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评析及完善——以制度价值为研究视角

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度价值在于凸显政府权力的法律边界,促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从而为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创造条件。由于对权力清单的认识存在偏差,对权力清单的价值定位模糊,政府制定、公布的权力清单在合法性、统一性、完整性、准确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权力清单的制度价值未能充分体现。推行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应致力于构建公开透明的政府权力边界,从法源上厘清权力设定依据,穷尽各类权力主体和权力事项,充分公开权力运行信息。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关于成都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研究

改革发展的大势催生了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不仅是市场准入方式的重大变革,更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清单的编制思路、实施原则、配套改革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成都要推进"负面清单"投入运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我国“权力清单”制度运行路径——以义乌市为例

"权力清单"制度的"亮相"为政府透明革命拉开了帷幕,也为打造阳光政府增添了一抹"春色"。本文在对权力清单问题的提出和义乌市权力清单制度运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权力清单制度运行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映射出我国权力清单制度运行的可选路径和普适意义。     

科层组织视角下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民主党派在履职中要加强民主监督职能,克服科层组织"反民主"的缺陷,使"权力清单"发挥作用,促进有限高效政府建设;要强化参政履职实效,再造符合"负面清单"要求的现代制度,避免出现制度性风险,重塑市场契约精神;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坚持"问题导向",畅通信息,在社会治理中扮好互动、协调、推动角色,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我国投资领域“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在我国蓬勃发展,以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为起点,我国的负面清单实践开始走向了多元化。然而,不应忽视的是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呈现出非体系化的发展趋势,应通过建立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制定负面清单指导规则、赋予地方立法机构负面清单的调整权和制定中外BIT范本中的负面清单等方式建立起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律体系。     

以机制打破机制：清单式治理的实现与优化路径

清单梳理与编制工作开展近二十年,中国正在形成以权力和责任清单为核心、以各类政务服务清单为精细化治理工具的清单式治理体系。就其“刀刃向内”的改革特征来说,清单式治理是一项周期长、体系复杂、需要各级政府不断协调配合的工作。在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其制度性功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政府过程理论视角提出的“结构—过程—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将“机制”这一关键概念引入政府结构与运行过程的互动,能够从动力、规范和条件三个层面剖析清单工作执行中的梗阻。遵循“以机制打破机制”的逻辑,清单式治理的优化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工作两方面展开,从而充分发挥这一体制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责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制度安排——《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解读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为保证党政领导干部正确用权、尽职尽责而建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它明确了问责的根本目的、法律依据和主要对象,规定了责任追究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程序,指出了问责后的主要影响及救济措施.这无疑是加强了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拓展了问责适用范围,把问责进一步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从一般行政问责制向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深化.     

法官遴选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法官遴选是司法改革的初始与核心阶段。只有通过严格的遴选程序才能选拔德才兼备、综合素质高的法律精英人才进入法官队伍。法官遴选的过程较为复杂,存在较大的权力腐败空间,有必要引进法官遴选权力清单制度。所谓法官遴选权力清单制度,是指将法官遴选过程中各权力主体的具体职权、行使依据、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在行使过程中的廉政风险、廉政责任以及法官遴选的流程等明确列示出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该制度可以从法官遴选权力与责任清单、遴选腐败风险提示单与明晰法官遴选流程三方面予以建立。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