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论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的监督体系中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及舆论监督等。前几项监督根本上是一种权利对权利的制约,具有强制的效力,而舆论监督是从宪法和一些基本法律关于公民自由权利当中引申出来的,是一种软性监督。其中新闻舆论监督又以其影响范围更大、公众参与性更高、干预力更强成为舆论监督的最有力的表现。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的权利。新闻记者有享有记者的采访权、编辑权、写作权等。本文就是针对新闻舆论监督在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解决对策所做的分析讨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总则--与德国民法比较

我国民法体系与德国民法体系有重大差异,根本原因是立法理念和思路不同。德国民法体系是以权利为核心构建的,所反映的法律关系理论属于“权利关系”阶段的理论。我国民法是以法律关系为核心构建的,所反映的法律关系理论属于“权利义务责任关系”阶段的理论。从立法技术上看,我国民法体系与德国民法体系有重大差异的根源在于,民法上责任的概念和内涵及责任与义务的关系有重大差异。由于《德国民法典》是以权利为核心构建的,请求权在民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民法体系是以法律关系为核心构建的,体现为以权利———义务———责任为主线,我国民法上请求权的功能与德国民法上请求权的功能不同。     

权利表见责任研究——以物权法善意取得为视角

善意取得理论解决的是外观信赖人取得受让财产权利的正当性问题,而真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法理正当性则在于其应承担的权利表见责任。权利表见责任,即所谓“对权利表象的责任”。权利表见责任有其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必然性,其法理基础在于理性受意人角度的意思表示解释理论。权利表见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是作为第一性的义务,而非第二性的法律责任。     

法律主体的基本形态

法律主体包含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责任主体三种形态。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权利主体的权能并不一致；而就义务主体而言，既存在因法定义务而形成的主体样态，也包括因约定义务、道德义务而作为法律主体的情形。对于责任主体来说，“违法”、“风险”以及“关系”．都可能使一个社会成员作为法律上的责任主体而存在。     

民事推定新探

推定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事实推定”不是真正的推定。“事实推定”是审判人员在具体案件中由基础事实推导出推定事实的活动。审判人员的“事实推定”,根据的是经验、逻辑法则、情理,盖然性等,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权利推定和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法律推定与法律拟制完全不同。法律推定具有多方面的诉讼价值。法律推定与证明责任关系密切。采用法律推定这样的立法技术的本质原因是客观证明责任的存在;法律推定导致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不能转移客观证明责任;侵权法中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中,过错推定导致了“举证责任倒置”。     

信用卡数据库营销中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探讨

信用卡数据库营销是信用卡发展阶段中的必然产物。这种营销模式下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本文提出立法上确立独立的个人信息权,对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基于该独立的权利本身要求,信用卡数据库营销过程中则必须遵循“客户知晓原则”,以切实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法学不接受“权力本位”——答白云君的商榷

读白云君的《也论法的重心——与张恒山君商榷》(载《政治与法律》89年第2期以下简称《也论》)一文,感到惊谔:白君“举双手拥护”的“权利本位”说与我们所知的其他大多数法学同仁所赞同的“权利本位主义”法律观竟大异其趣。在白文与之商榷的口法的重心何在?”(以下简称《重心》)一文中所评述的“权利本位”的法律观是和“个人本位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种法律观是对客观法本体的一种较为浅层的认识。而白文所拥护的“权利本位主义”的实际内容是“国家权力本位主义”,并且这种“权利本位主义”     

地方立法中不应迁就部门利益

近年来,地方立法的计划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明显增强。但是,在法规起草和送审过程中迁就部门利益的倾向却时有所见,成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一大障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权利与责任不对称。“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称,是现代法律的基本原     

儿童参与、享受媒介权与法律保护

现代传媒凭借其强势的“话语权力”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自我意识产生习惯性的支配作用 ,这种作用亦延伸至儿童身上 ,对儿童的媒介接近权、有益信息知晓权、表达权、休息和闲暇权等产生深刻影响。为了避免或减少传媒“话语权力”对儿童参与、享受媒介权的侵蚀与消解 ,必须重视和完善对儿童该项权利的法律保护 ,以帮助儿童在传媒世界中健康成长。     

对若干问题的法理评说

一、新闻采访权的法律确定性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是依法而行 ,无论自然人、法人 ,其所谓的自由均应是在法律下的自由 ,法律下的自由要求的是“守法”与“在合法的时候” ,也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自由只有在“守法”或“在合法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自由 ;同时 ,现代法治社会还强调自由与责任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任何行为人在行使自由时 ,既不能滥用权利（力）和自由 ,也不能不承担义务和责任。新闻自由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作为新闻自由的应有之意便是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自由 ;记者有 ,也应该有 ,对公众感兴趣…     

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 ——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问题】当前舆情危机事件频发,网络舆情既可以提升政府形象也可以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舆情事件中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策略才能有效维护和修复政府形象?【方法】本研究从情绪认知视角出发,以公众情绪为中介和以回应策略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2(事件责任:大、小)×3(回应策略:否认、借口、道歉修正)的组间实验设计进行证实。【发现】研究发现,当公众认为责任大的条件下,采用道歉修正策略(与否认策略、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缓解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当公众认为责任小时,采用道歉修正策略和否认策略(与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疏导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贡献】研究突破了传统SCCT理论基于认知视角探讨形象修复的框架,从情感视角提出即使不改变大众对舆情事件起因的归因认知,通过有效回应来疏导公众情绪,也能达到修复政府形象的目的。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与司法审查

公共利益原则是不动产征收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规制征收权的基本手段。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立法上无法对其作出准确界定,因此,应当确立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验证标准,以考量不动产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原则的要求。同时,为使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发挥作用,应当构建一种有效运作的动态机制,即建立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对征收之公益目的性以司法审查权和积极审查职责。     

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之再反思——基于典型刑事案件的研究

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的合理性值得质疑。网络民意和刑事司法在刑事个案中的博弈时有发生。网络民意的主观性、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同刑事司法的客观性、专业性和可预期性相抵触。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有违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最后,网络民意作为行使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不得触及司法正义的底线。     

“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未来趋向

新公共管理与旧公共行政相比,有其显著的进步性,因为它打破了公共行政一直由僵化的、等级制的官僚组织形式所支配的局面.尽管新公共管理仍然是当今行政改革的主流思想体系,但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局限性.从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新公共服务"将是一种新型公共管理模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旧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论抗辩与抗辩权

抗辩权包含在抗辩之中。抗辩权乃专指对抗他人请求权行使的权利。抗辩权具有永久性、无被侵害可能性、不可单独让与性、无相对义务观念性等四个特征。抗辩和抗辩权之间、抗辩和反诉及否认和反驳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

职业主义要求法官像法律家那样思维,但是按照民主主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像民众那样思维,判决应当符合民意。在中国,传统法官采用平民化、大众式的思维方式,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而在法律职业发达的美国,法官在对民意的问题上既强调限制又强调开放,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判决与民意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与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评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影响

仲裁的保密性被认为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显著特征之一,而公示公信是物权法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保密性在于不为公众所知,公示公信在于为公众所知并相信。如果法律在某一个方面同时存在两者,其冲突就会导致两者或者其中之一无效。笔者以商事仲裁的保密性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8条、第31条的逻辑分析得出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有可能与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相冲突,并讨论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和提出适当的解决途径。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服务市场化作为新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国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由于暂时的成功就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完全正确和可行,并不明智。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和不足,而且在实践中并非适合每个国家,发展中国家更是缺少公共服务市场化所要求的要素,中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公共服务市场化。     

Three Problems for Luigi Ferrajoli

The author discusses three topics, viz., the definition of asubjective right, the universality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the non-disposability of such rights.As to the first topic,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f a subjectiveright is defined as a claim to which a duty corresponds, thenone cannot maintain that, nevertheless, a right can exist withoutthe corresponding duty (the absense of such a duty being a gap in thelegal system). If no duty is stated by positive law, there is nogap – quite simply, the conclusion must be that there is noright as well.As to the second, the author raises a number of logical doubtsconcerning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sand privileges on the formal basis of universality.As to the third, the author argues the non-disposability is notlogically entailed by universality.     

浅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影响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现了从“条例”到“法”的重大转变。《治安管理处罚法》补充完善了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对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进行了规范和监督,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做了很大的修改,处罚种类的增加、处罚幅度的提高、处罚程序的完善与规范,对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