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 关注“细节”问题

2006年3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治安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离你有多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已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同时废止。从“条例”上升为“法”，印证了我国法制工作向前迈进的步伐。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处罚法》在规范调整的基础上，增大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内涵．使得一些原来无法可处、无法可罚的不规范行为纳入其中。这对于进一步树立公民的守法意识．约束个人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果不认真学习，疏于了解新法的变化，仍用老眼光看问题，就难免会使人在不自觉中犯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看点（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从其立法原则和主要内容看，这部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的立法宗旨在于，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的同时，又对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和监督，以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与1986年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新法体现了“程序严格、处罚规范、宽严适度、保障人权”等特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程序问题检讨

我国新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比起原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对警察执法的规范和对人权的保护上。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程序,新法以专章规定了处罚程序,极大丰富和改善了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新法规定了听证程序,但是它并未将行政拘留这一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值得检讨的。需要通过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来完善我国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     

新中国治安立法50年

新中国先后施行过三部治安管理处罚法律—1957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2005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环视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大多数国家没有直接对应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制度，但在我国法律体系里，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始终以其独立存在的历史地位维护着社会治安秩序，     

治安处罚法应"开门立法"

2004年10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实施了17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将被修改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消息,在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议论。比较普遍的意见是,治安处罚法的规定既然增加了受罚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为防止公权力与私权利间关系失衡,必须更加注重完善处罚程序,有效约束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限制警察权力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三读之后，于8月28日终获通过。而此时，距其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颁行已19年，离上一次修订也达11年之久。这11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权利意识的日益勃兴，社会 观念多元化趋势加快，对于社会治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些内容在合理性上面 临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一批新法的制定，法律冲突也逐渐增 多。来自现实生活的挑战和源于法律上的碰撞所带来的执法尴尬，是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主要背景。 正如一位法官所云：“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作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从完善我国治安管理法律制度和 适应社会治安发展形势的需要出发，新鲜出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确可称之为“亮点频频”，举凡应受治安 处罚行为的增加、拘留自由裁量幅度的收窄、处罚程序监督机制的引入等等，无一不彰显着“法律的生长”。     

《治安管理处罚法》法律用语变化解析

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法律用语更加规范,行为表述更加准确。法律用语是法律规范内容的文字表述,蕴含着丰富法律实质内涵,其变化,是法律规范的调整和执法理念的进步。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今治安行政的影响——以新法对警察权利之规制为视角

2006年3月1日,《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生效。新法在旧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改进,却不仅仅是从条例到法的名称上的简单改变。新法在保障人权,反映民意,规制警察权利等方面都都有所突破,它的出台,必将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将对治安行政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以新法对警察权利之规制方面为视角,探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今治安行政工作的影响。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毒违法行为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施行后,成为了公安机关处罚涉毒违法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法继承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涉毒违法行为的相关规定,并在调整范围、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解决了我国禁毒法律法规在惩治涉毒违法行为的立法和适用上的部分问题;但从禁毒实务上看,其仍存在立法上的遗漏和适用上的不足,应对其进一步修订并补充完善。     

“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未来趋向

新公共管理与旧公共行政相比,有其显著的进步性,因为它打破了公共行政一直由僵化的、等级制的官僚组织形式所支配的局面.尽管新公共管理仍然是当今行政改革的主流思想体系,但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局限性.从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新公共服务"将是一种新型公共管理模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旧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Public Choic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Economics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assets begins with a commons and ends with various legal institutions that assign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ol. Each step in the evolution of these legal institutions involves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Public Choice analysis helps to expla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emerge. A survey of Public Choice literature that addresses environmental issues illustrates how Public Choice sheds light on outcomes for the U.S. experience. In the absence of Public Choice theory, law and economics scholars would be hard pressed to explain why costly form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eem preferred to apparently more efficient institutions and why the body politic seemingly accepts a high-cost, low-output outcome.     

绝对化用语广告过罚失当问题研究

2015年《广告法》修订后,对于绝对化用语广告处罚是否过罚失当引发争议。由于该类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合法权益,故应当受到法律规制。但是,关于如何确定罚款数额的问题,国家有限干预、经济公法等理论均无法清晰地予以解答。基于行政违法行为过罚相当原则的考量,建议从以下方面修改完善绝对化用语广告惩处制度:适度降低绝对化用语广告的起罚点,并增设"警告"条款;采取"销售额罚款"和"定额罚款"并存的处罚方式;统一广告监管执法中的裁量基准。     

非典危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急事”呼唤“急法”,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紧急出台是因非典危机而起。本文通过研究这部非常时期的非常立法的背景、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论述了我国建立应急法律制度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特别强调,非典既是一种呼吸综合症,它所引发的更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法律正是通过对社会病的疗治而对付自然病;有了急事,就要有急的意识、急的行为、急的规范,就要依法应急。     

中国公物立法初探

公物法可以归入行政组织法、给付行政法、经济行政法、环境法、行政行为法或者公共设施法。不得违背公物命名目的、平等对待、利益衡量以及保障利用人合法权益是其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基于我国国情,我国有必要制定《公物管理法通则》。其内容应当围绕公物公共用途的保护,结合公物管理行为的特点,重点规范公物管理行为。     

论公法在中国的演进

公、私法的划分肇始于西方,因其契合着人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而得以延续和广泛应用。公法因社会生态的不同而演变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不同的表现形态。公法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形成而生成的。近代以前,由于公共利益遮蔽了个体利益,道德始终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公法在中国一直以道德的形式存在着。近现代后,社会生态的变化使得利益多元化逐渐生成,公法在中国逐渐由道德向法律转变。当前公、私法之间愈来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宪法的彰显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公法在宪法整体性的协调下,已呈现出自足与互助的同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公共场所卫生行政处罚中的适用问题及解决对策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实施一年多，该实施细则较1991年版实施细则从立法规范到立法内容均有较明显进步。但通过这一年多的执法实践，仍发现该实施细则在适用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行政执法实践中在适用法条时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究其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对策。同时，期望通过向立法者反馈执法实践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为完善我国卫生行政法律体系略尽绵薄之力。     

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论批判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公共利益：一个需要界定的行政法原则

公共利益,作为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特定的法律内涵有两个方面的层次,一个是相对于个体利而言所具有的内容,即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资源共享和社会福利;另一个是功能性内容,即通过行政管理调节利的再分配。与此相应,公共利益应当具有以例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为特点的法律形式和通过一定条件下的“博弈”程获得实现的方式。     

论治安处罚法律的修改

治安处罚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法律的滞后导致了执法中的一系列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要在坚持处罚原则、更新处罚观念的基础上修改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