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宪政意义论析

宪政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权力制约。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就在于通过行使其辩护权利来制约国家刑罚权，以防止或弱化因不当行使刑罚权可能造成的对市民社会单个成员合法权利的侵害。这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下应然关系的体现，符合宪政原则和目的，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利也因此获得它的宪政意义。     

我国劳动改造的现状分析

劳动改造是我国主要的刑罚执行方式,现阶段还存在着劳动改造的作用被放大、罪犯的权利易受侵犯、劳动改造忽视目的性等问题。为完善此刑罚执行方式,应落实罪犯有偿劳动制度,建立合理的罪犯劳动成果分配和管理体系,尊重和保障罪犯的人权,注重刑罚执行的教育感化功能,逐渐建立一定程度的开放的罪犯劳动场所。     

中国罪犯人权保障的历史发展和法律规定

罪犯人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罪犯人权是指所有罪犯所应享有的权利，其主体是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定罪量刑且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人：狭义的罪犯人权是指被判处自由刑且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所应享有的权利。①理解罪犯人权还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权利主体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即罪犯：二是这里的罪犯人权是指罪犯应有的权利。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人的死亡权利论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的各种权利的维护和保障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人的死亡权利伸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但由于死亡权利本身的复杂性，致使在死亡权利的认识与实践上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需要我们深入的探讨。本文就着重从死亡权利的构成、维护与实现方面来认识什么是死亡权以及如何实现死亡权。     

记者职业权利的特征与保护

记者职业权利是实现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政治权利的主要手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记者的职业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在我国,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目前基本上都属于习惯性权利,而不是法定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这些权利相比,作为记者职业权利的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各有其特征。对记者职业权利进行保护应多种方法并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习惯性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     

中国共产党与罪犯人权保障

罪犯人权保障问题是国际国内关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罪犯权利保障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罪犯权利维护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罪犯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     

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现状与完善

一、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现状罪犯人权是指被法院判处刑罚的罪犯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或者应当享有的权利。从自然属性上讲,罪犯虽然被法院判处了刑罚,但他(她)仍然是人,因此,罪犯仍然享有人权。从社会属性上看,罪犯是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很多情况下,犯罪是严重侵犯人     

社工在青少年罪犯社区矫正“增权”中的多重角色

近年社区矫正刑罚制度在中国内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社区矫正过程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各种权利及资源的丧失。在分析青少年罪犯社区矫正“失权”的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应利用社会工作方法对这一群体进行增权。     

法治监狱视角下构建罪犯社会保障的价值意蕴

法治中国建设不断推进,建设法治监狱已经成为监狱机关的重要话语。当下罪犯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真空"。维护罪犯的社会保障权,既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法治文明进步的彰显。维护罪犯的保障权利,可以提高监狱改造效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预防重新犯罪,有力保障罪犯人权,提高监狱建设法治文明程度。     

社区矫正“帮教”社会化途径探讨

<正>社区矫正是国家在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人道化等先进刑罚理念下自上而下开展的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举措。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罪犯放置在社区这一相对开放的环境里进行教育改造,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人力资源对服刑人员开展矫正工作。此举不仅可以降低行刑成本,而且对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调适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张力系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权利研究

通过实证调研,由于社会政策实施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在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和公共设施获取权等社会权利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是由于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不同作用机制间形成的张力系统所致:一方面,在社会政策的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意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已经形成了特征近似的社会群体,进而获得边界鲜明的社会权利;另一方面,从学理上和社会权利内在属性而言,社会权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社会权利固属于全体公民,当社会政策不断地削弱或消解社会权利的时候,作为社会群体固有属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不断抗争要求重新得到归属自己的社会权利.因此,在改善社会权利的时候,需要调适已经错位的张力系统.     

民生视野下的罪犯婚姻权论

罪犯的婚姻权一直是法律从未明文剥夺的权利，但在行刑过程中，罪犯又长期享受不到这项权利。2004年5月，民政部在相关《意见》中确认了罪犯的婚姻权。对此，监狱工作者应当慎重对待、正确把握《意见》要求与罪犯婚姻权的实际，切实保障罪犯应当享有的婚姻权。     

略论我国罪犯人权的保障

罪犯人权的保障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我国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以来,罪犯的各项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罪犯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我国现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对其的保护依旧存在很多不足。我国应加快制度建设,根据新的现实状况修订有关罪犯刑罚执行的法律法规,以求使罪犯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切实保护。     

监狱工作建设阻点与司法破解路径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作为专政机器,是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中,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最主要的主体,惩罚改造罪犯工作理应达到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要求,以实现法治的要义。当前监狱工作存在机制、队伍、理念阻点,有必要从监狱行刑权的配置、法律监督等方面破解,全面推进监狱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保护最常见模式。但具体司法实践中,这一模式常受到保护范围和诉讼程序方面因素的制约,表现为精神损害和间接损害赔偿不充分及犯罪被害人知情权、庭审质证和辩论权、最后陈述权、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等难有保障。     

论监狱建筑的功能与社会文化的协调性——以监狱建筑的文化传承、功能完善与结构创新为视角

审视现代社会发展对于监狱行刑的要求,现代监狱更加强调将刑罚文化上升到法治文化,甚至于社会治理与人类发展的文化的功能展示。因而,监狱建筑的羁押囚禁、生活起居、教化改造、劳作技能传授等四大功能应当更加重视刑罚执行、罪犯犯罪心理及行为矫治、罪犯社会回归教育等主要因素的文化传承,更加重视与社会文化的协调一致性。监狱建筑布局与功能构思必须始终如一的贯穿刑罚这根主线,体现法治内涵,外观上凸现地方文化特色,融入社会格调,彰显社会内涵,结构上突出以人为本,富于人文内涵,规划上注重规范与传承,显现发展气息,单元细节上重视人性发展,突出生存权利。     

我国救助工作中社会权利的发展困境

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救助的源头和重要内容,无论是物质救助、精神救助还是能力救助,隐藏在其后的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救助的本质是保障救助对象的社会权利。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实践中虽然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对公民权利进行了规定,但实践中弱势群体尤其是救助对象的权利被合理或不合理"剥夺"形成权利贫困,要求以一种公权力为基础的主体来帮助权利主体自身权利的维护和实现。     

社区矫正制度探析

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到社区接受教育改造,在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充分地利用社区资源对罪犯进行矫正的一种执行方式。标签理论、行刑社会化理论、刑罚人道主义理论是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依据。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在于体现了人性关爱的理念、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刑罚经济化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社区矫正意识缺失、刑事立法缺失、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应及时更新刑罚执行理念、建立健全相关刑事法律制度、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     

从行刑社会化谈缓刑制度的改革

<正> 一、行刑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行刑社会化是指在执行刑罚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行刑社会化的标志是放宽对罪犯的自由度。但是,罪犯的自由,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