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社会信任

"改革"又上路了。先是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这份《意见》列了一个很长的改革清单,包括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接着,3月19日,第13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指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在改革方向上,要"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这些改革的框架出来,当然让人欣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地方经验与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经历由行政主导、参与治理到现在的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社区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基层社会自治共治的重要手段。各地以政社互动为导向、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扁平化、信息化、定制化、精细化的实践,在社区公共服务范围、手段、主体和类型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经验,同时也面临社区物质保障、社区资源、制度规范和专业组织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后应以政社互动为改革指南,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从完善制度设计、凝聚参与认同、引入市场机制、加强财政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方面着手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与发展。     

公共服务视角下人的城镇化实现路径探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此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人如何城镇化

<正>剥开许多似是而非的话语,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此轮城镇化仍有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结构性问题。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将"新型城镇化"这一总理就任后就一直热倡的政策概念,正式带入了规划和落实层面。根据这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此轮城镇化政策的两大主要内容是,以解决目前半工半农的农民工市民化身份为主要对象的"人的城镇化",和以规划约束、平衡区域分布、集约、绿色等提高质量为目标,解决目前中国粗放式和不平衡的城镇化现状。     

商事调解机构的建设与发展初探——以某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设立为背景

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强调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大格局,“诉源治理”正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各方面的形势综合和需要,A市成立了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笔者有幸参与了筹建及运营,现以该商事调解机构的设立为背景,对商事调解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作一初探,以期为社会商事调解、诉源治理寻找有效路径。     

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要实现现代化

<正>金秋十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隆重召开,会议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放眼世界,如何完善国际多边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亦是当前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全球治理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新兴国家的突破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既有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不仅存在制度设计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机制落实能力有限、机制运作巴尔干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更体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网络治理制度理念的根本性冲突,导致了严重的机制困境和治理失灵,难以有效解决日益凸显的政治关切及公共秩序问题。随着其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机制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这不仅包含对传统治理机制的改革,也涉及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反对和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新兴国家的内部制约。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     

大数据驱动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精准化:运行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作为全新的治理工具,推动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治道变革。大数据的全样本化、精准化、个性化等特点可以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有效耦合,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公共需求的精准识别、公共服务购买的精准决策、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监管、公共服务绩效的精准评价。然而,大数据能否实现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有效嵌入还存在意识、技术、制度、协同等方面的诸多困境,因此,应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精准化理念与大数据理念的双重植入,深化大数据技术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开发与利用,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的法规与政策,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大数据的协同与整合,以促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迈向智能化与精准化。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转变政府职能是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共建共享是追求和谐社会的重要理念。它不但指出了造成目前社会不和谐现象的主要原因,而且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这需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财产保护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扩大新型城镇、强拆农民住宅、随意征收农民宅基地、肆意征占农民土地等损害农民财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要从建立健全农村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摒弃土地财政、改革国民财产分配体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性财产稳定增长机制等路径入手,稳步推进,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城乡统筹背景下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城镇的内涵建设,也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城乡统筹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集约集聚、环境宜居友好、人文优势凸显为指引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具有规划科学、特色鲜明、以人为本、集聚效应、产城互动、生态环保等特点。当前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存在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发展质量偏低、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城镇整体规划与管理水平滞后等问题,我们要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管理体制,更新思想观念,以大中小型城镇并行的道路推动城镇化发展,以"城镇经济区"规划引领城镇化发展,以产业集群化支撑城镇化发展。     

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就“大社会”计划采访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

英国"大社会"计划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的社会改革计划,该计划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是政府转变管理方式的全新尝试,目的是向当地社区、慈善机构和公众下放更多权力和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社会. 2012年4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接受《当代世界》杂志社记者专访,围绕"大社会"的由来、主旨思想及推动进程,介绍了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基本做法,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涉案企业合规中的“行刑衔接”

“行刑衔接”是指行政权和司法权在社会治理中协同发挥治理效能,推动法治建设持续发展的工作机制。本文以“行刑衔接”作为研究主题,分析了涉案企业合规中的“行刑衔接”以及行政处罚中的“行刑衔接”,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评估机制、完善行刑双向衔接的保障机制,以期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论“社区”的多样性与中国的“社区建设”

"社区"是一个泊来品,20世纪两次落户中国。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由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社会学师生引进,主张改进中国社会结构要从社区研究入手;第二次是1986年国家民政部为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援引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91年又提出"社区建设"任务,"社区建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遂在城乡陆续展开。具体言之,"社区建设"包括两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构建领导核心;二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最佳选择。     

政府建设新观察

胡锦涛首次就政府工作发表系统讲话时,突出强调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通读温总理报告,在民生领域历史投入不足、财政支出改革艰难、改革方案优选过程复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提高社会事业水平与"花钱买民生改革机制"两者之间正进行务实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