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付出——谈法治代价与罪行法定原则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可避免的有着自身的缺陷,我们在追求其优点的同时也须为这种追求做出牺牲,即所说的法治的代价。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石是法治思想、法治原则在刑法学领域里的体现,对罪行法定的坚持同样需要我们有所付出。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建设法治国家,需切实提高各级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文章以此为出发点,阐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涵义及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提高其运用"法治方式"的能力。     

缩减法治成本之思考

本文从与法治收益相对比来明晰法治成本的内涵,试从建设法治政府以及界定法治的边界两个视角来探讨降低法治成本的问题。文中一方面通过论述怎样的政府是法治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设法治的途径以及在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应当奉行怎样的法治观念;另一方面简单界定了法治的边界,只有厘定了法治的界限,才能更有效的实施法治,而建设法治政府,也是为了更好的降低法治的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现代法治释义

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它作为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治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不仅在理论认识上呈现出了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而且还在生活实践上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实行良善之治的符号。现代法治是有品质德性的规则之治,不仅要求具备形式层面的良好特质,而且注重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是其品质德性的高度凝练与充分表达,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同法治实践的共同分母,并为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及操作路径。     

论西方法治理论的历史发展

<正>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和积极性”,并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针”。他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必须“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而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上,对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问题提到了相当高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在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忽视法治实行人治造成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依法治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我国同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多中心时代的“地方”与法治

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心主义治理结构是根深蒂固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简政放权、权力下放,导致多中心时代的到来。多中心反映为传统中心有所削弱和位移,客观上推进了限制权力的权力改造工作,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地方国家机关从权力的边缘地带转入中心区域,权利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基层国家机关权力与责任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明确。更重要的是,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由于直接与权利人接触,在多中心时代快速发展为依法办事的前沿区域,承担了重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地方也具有更多的法治建设积极性。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抓住地方法治实践这一关节点,把法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地方和基层。     

“法治浙江”的核心是什么

“法治浙江”的努力不是没有出现法治割据之误区的可能,避免此误区首先需要廓清一项合规律的解释方案。“法治浙江”不应无视法治规律而使法治行政区划化;应在国家实定法秩序的藩篱之内,以地方立法为核心,聚焦于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在此基础上,除了体现浙江风格之特色式经验外,尚应关注制度空间所允许的超越一省之域的先行式经验的摸索;探索之余,“转化意识”十分重要,即适时地将成功经验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法治评估主体的模式探析

法治评估主体是指组织、发起、实施以及参与法治评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它是法治评估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一般划分为三类主体:一是组织与发起法治评估的主体;二是实施具体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三是参与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与法治评估相伴产生,但因其性质,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法治评估结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存在组织与发起主体的内部性、实施主体的非独立性、参与主体的非周全性等不足,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作为评估的发起与组织主体、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或评估小组作为评估的实施主体,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引入独立民意机构参与评估等制度,完善我国的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律师执业

律师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律师职业的出现，不仅是基于社会生活对其专业技能的需要，更是国家政治建构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把律师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往往被当作国家民主与法治总体水准的一种标志。自我国建立律师制度以来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律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时间逐渐降温”（托克维尔语）的社会环境下，没有对民主法治的追求，没有对公平正义的尊崇，就不可能有律师职业的出现；离开了律师这一职业，民主法治的实现和公平正义的维护就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建立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至关重要。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树立6种法治意识

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意识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意识和反映法治意识的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走上法治道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全社会的法治意识c而作为依法治国重要力量的国家机关各级各类工作人员，是否具备很强的法治意识，则是关键之关键。笔者认为，从法治体系角度看，法治意识应该分为立法意识、司法意识、执法意识、督法意识、普法意识和守法意识等6种c这6种意识虽各有侧重，但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组成一套完善的法治意识体系，对法治活动起着支配、导向的作用c－‘增强立法意识，完善…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论法治国家

法与国家关系一元论既可能有利法治 ,也可能导致法治根本就无法建立。法与国家二元论下的国家优先论 ,可能使法成为国家的附庸而否定法本身。它在使法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对国家的约束力的同时 ,也使法治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在法与国家的产生上 ,二者在互动渐变中发展形成 ,没有先后之分 ;在法与国家的并存中 ,二者有着地位的差异。基于法与国家本身的特性 ,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 ,基于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法律应当优先于国家。就法治国家来说 ,我们要建设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与法治相等同 ,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相反 ,我们应当把法治的内容纳入法治国家的含义之中。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等非法治国家相对立 ,与宪政国家相联系。西方法治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关于法治国家口号的提出也有百年的历史 ,现在重提并郑重确认它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必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

超越既有学术观点,在主客体二元互动关系中厘清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是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的首要前提。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涵摄了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客体维度的法治中国聚焦于从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二元对立转向互信、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模式与治理格局,致力于构建友爱的党民关系、友善的政民关系和友好的法民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是中国模式的历史养成与现实创新的统一;在空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旨在谋求中国在全球的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法治管理权和法治发展权。     

论法的安定性与民法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部门法中的体现

民法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对法治有其独特的表达.民法法治即表达了在民法领域实行与实现法治的理想状况.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法部门自然属于“全面”中的一份子.本文的研究即在于从民法这一部门法的视野去观察法治,特别是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观察.民法法治有其不同于一般法治的特点,在立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的养成和法律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针对这些特殊性,民法理论与实务可以为法治建设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法治事业也是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事业.因此,开展法治建设的部门法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法治价值论

法治这个概念所蕴含的理念应该是具有一般性的,即排除人治的专断、维护个人自由权利、政府依法行事而且其本身受到法律规范以及守法作为一种道德承担。由此,法治的实体价值就是由法治所决定的法律在目的和后果上应遵循的社会原则,包括正义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法治的形式价值则是指向法律本身,是从法律的内部规定的具体原则和标准,包括法律至上原则、法律的普遍性原则、法律的可操作性原则、法律的程序正义原则等。法治的两种价值在取向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把握法治的内涵,但是两者在法治这个统一体中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法治应是实体与形式的统一,是人类法律、社会实践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法治进程中的人情成本

法治的成本目前的研究以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守法成本、纠错成本为主。也许是视线的局限,人们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法治进程中的人情成本。法治的成本必不可少,那是否成本越少越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区域,法治的成本是不尽相同的,隔离中国的现状和传统来研究中国的法治成本也是毫无意义的。法治的进程应当是一个法律思维沉积的过程,一个法治土壤耕耘的过程。     

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

西部大开发离不开法治准备和法治辅佐，并以法治发展为目标。对于法治的忽视，必将导致严重错误，甚至 将会付出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本文对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笔谈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新发展阶段的法治航标,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十一个坚持",精辟概括和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和工作部署,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涵。我们要在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制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上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     

法治原则述要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要实行法治，法律至上、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应是其基本原则。首先，法律至上是实行法治的决定性前提，要确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党要守法，政府也要守法。其次，司法公正是法治的保障。它包括在制度上实现司法独立和在实践中杜绝司法腐败。最后，保障人权是法治价值取向的核心。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需要在国家权力和公民之间形成有机统一的“权力—权利”运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