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制正当性与“善治”的价值契合

现代行政法制的正当性之所以得到政府、公民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同，是因为它承栽着尊重“公民权”从而完美地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均衡和共同增值的价值使命，衍射出民主性、公正性、责任性、服务性的价值线度，折射出与现代政府“善治”的价值契合。现代政府的“善治”正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共享责任、平等对话、相互合作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斯所为，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为大众服务的终极价值目标。     

构建政府信用与公共责任

一、政府信用的内在涵义政府信用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管理、服务等活动中能够履行契约而取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国家行政机关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与个人、企业     

行政征收中公共利益判断的正当化问题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收制度的核心,也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目的。公共利益的有无是衡量行政征收合法性、正当性的要件。然而法律规定对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为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共利益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出发,对受益对象和利益内容分别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共利益判断过程中应考量的理念和价值,并提出应提升公民个人自主性,扩大公民参与度,推动公共利益判断向程序化的界定模式转变的可行性思考。     

中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沿革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程序法规范,用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公民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得以参考、沟通与表达意见,进而确保公民程序上与实体上的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中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0年公布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沿革和修正内容,对于我国大陆现行《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相当参考的价值。     

论行政资助的概念、主体和目的

作为给付行政的一种,行政资助作为国家介入市场的一种干预方式,不与平等相矛盾,系以助成为目的,由包括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资助主体给予私法主体以各种消极或积极的利益,从而合理地、间接地达到提升公共利益的效果。资助主体的社会性将愈来愈显著。     

论行政程序的功能

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完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弥补实体法不足五个方面.认识上述功能,是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其功能的先决条件.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问题

随着行政自由载量权的扩张,它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官僚制的行政组织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官僚制是一个悖论,但其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关键在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权限或范围进行科学地定位,即遵守法律和程序,一旦行政行为超越法律的情况下即高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尊重公民人权和遵循比例的原则。最后,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道德问题,要以关注社会正义或公正为出发点,加强行政责任的道德提升。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主行政维度

服务型政府和民主行政之间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服务型政府建设重要的不在于预设的规范和特定的模式,而在于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体现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在本质上,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民主行政实质。在实践中,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主行政维度主要体现在以追求公共利益为核心理念,实行服务行政、阳光行政、领导行政、法治行政、回应行政。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

行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发生权力的异化，表现为行政行为侵犯个人权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国，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救济，但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谁来追究责任呢？对于这些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式虽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却很少。只有诉讼才是最后一道维护法律及公正的防线，而对这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加以规制。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遏制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论公共行政价值理念现代性转换的四个维度

公开行政、共治行政、知识行政、协商行政之所以成为当今政府管理的先进理念和行政实践，主要是取决于它的核心精神，即广泛的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只有注入这种精神，政府管理才能从暗箱操作走向透明管理、从权力统治走向民主善治、从自我封闭走向自我学习、从强制灌输走向平等对话。     

比例原则与构建中国公共行政利益和谐

比例原则本质上反对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所谓“公共利益至上”，从实现行政效益和全面均衡、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规范行政行为。社会和谐最根本的是利益的和谐，即包括：国家、法人、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益的社会和谐。但是，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的倾向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救济存在问题。因此，构建中国公共行政社会利益和谐，中国公共行政必须引入和贯彻比例原则进行价值选择的重新定位，克服“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     

政府与公民合作理念的深层思考

以往各国政府都采用了官僚制组织模式,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其弊端不断显现。时至今日,公共行政应该弘扬一种以合作理念为主导价值的服务行政治理模式。这种合作理念是诚信、平等、谈判与监督诸理念于一体的综合价值体系。对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及其官僚制反思与扬弃,弘扬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理念是通向未来服务行政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途径之一。     

服务型政府的运行机制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运行机制建设从根本上主要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提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包括: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     

行政合同的“民事化”思考

行政合同中行政优益权的存在与契约精神存在悖论,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最佳判断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尚存疑问,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优益权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行政合同的民事化即让行政机关让渡在行政合同订立、执行过程中,某些行政优益权的方案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维护公共利益及行政相对人利益的目的。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对拆迁立法的影响--对房屋强制拆迁的违宪思考

目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存在诸多违宪之处.新的拆迁立法应按照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拆迁的基本思路,以利益平衡为指导思想,体现公平和效益,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规范拆迁行为.取消非公益拆迁中的行政裁判制度,非经司法程序不得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财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问题研究

就行政补偿的性质而言,其静态上是行政责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动态上是具体行政行为,公民可针对该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旧城改造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被征收房屋的用途应当如何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等是《征收与补偿条例》应进一步予以明确的问题.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行政法治的关系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并自行决定其行为或不行为以及如何行为的权力.奉行"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古典行政法治主义者并不承认政府有自由裁量权,事实上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行政法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实质意义的行政法治承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但同时对之进行合理监控,从而提高行政机关的服务水平及依法行政的层次.     

论行政合同的价值冲突

行政合同既是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经济社会的产物 ,又是运用契约形式控制政府权力的手段。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相悖形成了包括行政单向与双向合意之间、行政优先与契约平等之间、依法行政与意思自治之间、合行政目的性与利益交换原则之间的价值冲突。要调解价值冲突就必须加强法律控制 ,强化程序规范 ,加强制度创建 ,适当扩展契约自由的空间 ,平衡经济利益 ,建立行政契约救济制度     

行政行为侵犯信赖利益的风险及其防范——行政主体视角上的思考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一直占据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现行行政法中并未明确确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制定关于侵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法规.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构建诚信政府的角度看,尽早把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引入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的同时,可以借鉴合法预期理论的长处,使得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周延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