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追诉时效的适用

刑法的时效,有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两种。所谓追诉时效,是指法律规定的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法定追诉期限的,其追诉权即告消灭,不得再行追诉。所谓行刑时效,是指法律规定对被判刑人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处刑判决确定后,超过法定执行期限的,其行刑权即告消灭,不得再执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追诉时效,没有规定行刑时效。     

如何理解我国刑法的“时效延长”

我国刑法第77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种情况,刑法理论上叫做“时效的延长”。如何理解“时效的延长”,长期以来一直争论很大。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开始追诉,即已立案,就不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理由是:(1)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是限制追诉权开始行使的最后期限的,在规定的期限内已开始行使追诉权,就不应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2)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否则,追诉时效接近期满,即使破了案,也无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3)刑事诉讼法第11条关于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案件,即使已经开始追究,也不应继续追究的规定,是指追诉开始时,就已过了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包括在追诉时效期限内已开始追诉的案件。(4)最高人民检察院1982年8月19日《对〈关于贪污罪追诉时效问题     

追诉时效中“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释义学分析

追诉时效具有直接限定刑事责任承担的法定效力，时效期限如何认定作为影响刑事责任的关键环节在刑事司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追诉时效中“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时效终止的立法表述，需要结合刑事追诉的实质与规则构建的合逻辑性进行释义学解读。“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叠加于刑事立案侦查或者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不应作为积极要件予以理解与适用，否则与时效制度督促刑权力行使的本义不相融合，而且囿于行为人视域的逃避行为方能终止时效，这一结论致使刑事追诉的程序推进受制于外在因素欠缺合理性，同时由于逃避时点和行为类型的非定型化必然带来适用混乱。“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消极要件是回归刑事追诉本质的体现，这一性质归属不仅可以弥补逻辑周延性的诸多不足，而且较好契合了关联规则的体系考量。     

对职务犯罪应实行“永久追诉”

犯罪的追诉时效,是指按照刑法的规定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追诉时效制度对于防止国家追诉权的无限扩大与延展,维护社会秩序安定, 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对各种犯罪的追诉时效作出了统一的规定: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     

刑法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规定的一种刑罚消灭制度，是对犯罪人进行刑事追诉的有效期限，超过追诉时效就不能行使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实质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其中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是时效制度的核心与关键，本文从刑罚的目的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疑问，探讨刑法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制度的具体标准与刑罚平衡问题。     

核准追诉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核准追诉制度根源于追诉时效制度。追诉时效制度是世界各国刑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制度,是现代国家对刑事追诉权的自我约束和限制。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一些超过20年追诉时效期限的刑事案件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由于法律规定得比较宏观原则,且学界对此研究不多,核准追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不少困惑和问题。笔者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希望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以期推进核准追诉制度的科学化。     

建立我国行刑时效制度之思考

刑法上的时效是指刑事法律规定的国家对犯罪人行使刑事追诉权和刑罚执行权在一定期限内有效的制度。一个完整的刑法体系应当既规定追诉时效又规定行刑时效,它们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共同达到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我国现行刑法总则仅规定了追诉时效,未规定行刑时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从分析行刑时效制度的合理性、刑罚的目的入手,结合世界各国关于行刑时效制度的立法经验,主张我国刑法增设行刑时效。     

试析从旧兼从轻原则与追诉时效问题

对处理新刑法生效前的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问题,应以“从旧兼从轻” 为基本原则。时效延长应一律从旧,适用对被告人较为有利的旧刑法;对于追诉期限,应严格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新、旧刑法中较轻的法定最高刑予以确定。     

刑事合规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衔接问题研究

刑事合规制度对涉罪企业的刑法激励措施包括: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建立,或者可以作为企业的无罪抗辩事由,或者可以作为企业减轻刑事责任的依据,或者可以作为适用暂缓起诉(不起诉)制度的条件。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的无罪抗辩事由与我国刑事立法不存在实质冲突,但与我国传统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引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以解决这一问题。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减轻处罚的依据,能够取得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的支撑,但在当前立法框架下,只能将其归入酌定量刑情节的范畴予以适用。暂缓起诉(不起诉)制度的本质是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之间的转换,承认它们之间可以存在某种抵消或者转换关系,并不违背我国刑法的基本原理。     

追诉时效的适用

所谓追诉时效，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追诉期。确定追诉期限，是我国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体现，既可以对企图逃避刑罚的犯罪分子在追诉期限内处以刑罚，又可以通过对一些知罪、悔罪不再犯新罪、对社会无危害的超过追诉期限的犯罪分子，不再处以刑罚，加强犯罪分子的改造和促进社会治安稳定。但实践中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笔者对此作初步探讨。一、如何确定一人犯数罪的追诉时效有一种情况的数罪可以用时效中断的办法来解决，即如果在追诉期内再犯新罪，前罪的时效要从犯新罪时重新计…     

如何计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追诉时效

追诉时效，是指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超过这个期限·除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且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核准必须追究的以外，都不得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起诉，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我国刑法第76条依据法定最高刑的不同分别确定了不同的追诉期限。第78条又明确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同时，我国刑法还有时效中断与延长的详细规定。然而，1988年1月对日全国…     

通缉应是时效延长的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即犯罪已过刑法第76条规定的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为了防止某些不思悔改的罪犯利用时效制度逃避罪责，惩罚那些蔑视法律尊严、逃避侦查或审判的罪犯，刑法第77条和78条又规定了时效的延长和中断。     

论雇员从业犯罪刑事责任区分对待原则

雇员从业犯罪多为生计所迫，与雇主之间属于雇佣劳动关系，犯罪目的不明显，参与程度不深，在定罪量刑时应该与雇主区别对待，这是期待可能性、刑法谦抑性等刑法理论题中应有之意。但现有的刑事立法对此并没有作特别的考量，导致对一些雇员刑事责任追究过于严厉。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参照单位犯罪的有关立法精神，适用刑事责任区分对待原则，对雇员普遍适用从犯情节，从轻处罚甚至免于刑事处罚。     

谈谈追诉时效期限的确定

<正> 刑法中的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某种犯罪行为过了法定的追诉期限,就不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如何确定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还存在着分歧。有种观点认为,刑法中规定有几个量刑幅度的罪诸如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不能按一个追诉期限来追究刑事责任,而应依其罪行的轻重,按照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为标准,确定追诉期限。”即一般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追诉期限应为十年;情节严重的,应为十五年;情节特别恶劣的,应为二十年(见《法学》1984年第3期《正确理解和掌握追诉时效》一文)。     

浅议我国的追诉时效制度

一、时效制度简介时效制度，指的是经过一定的期限，对刑事犯罪不得追诉或者对所判刑罚木得执行的法律制度。时效制度分为追诉时放和行刑时效两种。由于我国刑罚中没有规定行刑时效制度，而仅仅规定了追诉制度，因此这里不讨论行刑时效制度。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帝国时期。当时《儒里亚法》规定，好非罪过了五年即不再追诉，从而成为追诉时效制度的开端。后来，古代法国承袭罗马的追诉时效制度，将重罪的追诉时效规定为二十八年，轻罪的追诉时效规定为五年，违警罪的追诉时效规定为一年，从而将罗马帝国时期个别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推广适用于…     

转化型抢劫罪主体条件的实质解释——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为视角

转化型抢劫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是一个刑法立法不明确、刑法学理论有争议、司法解释不统一、司法适用有困惑的问题。基于刑法的基本原则与机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精神实质及其法律拟制规定与转化犯的性质,根据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对相关问题的一贯立场,从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宜提倡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成为本罪主体的"非身份说";同时只有在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致人重伤或死亡时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非身份说"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规定处罚范围的合理性,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且与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理念相一致,确保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定型性。     

论雇员从业犯罪刑事责任区分对待原则

雇员从业犯罪多为生计所迫,与雇主之间属于雇佣劳动关系,犯罪目的不明显,参与程度不深,在定罪量刑时应该与雇主区别对待,这是期待可能性、刑法谦抑性等刑法理论题中应有之意。但现有的刑事立法对此并没有作特别的考量,导致对一些雇员刑事责任追究过于严厉。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参照单位犯罪的有关立法精神,适用刑事责任区分对待原则,对雇员普遍适用从犯情节,从轻处罚甚至免于刑事处罚。     

追诉时效无限延长的适用条件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特点是犯罪人犯罪后，经过一定时效期限，追诉机关不得对其行使刑罚请求权。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意义之一，是促使犯罪人在刑罚真空的情况下，洗心革面、悔罪自新，以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如果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已为司法机关所觉察并开始采取追诉措施，而其却藐视国家法律，采取逃避的手段对抗，则为时效制度所不容，否则，追诉时效制度将变成一种鼓励罪犯逃跑的制度，背离立法初衷。因此，我国刑法中，专门规定了“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形，即追诉时效无限延长制度。     

论追诉时效的停止制度

刑法中的时效分为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其中追诉时效为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规定。由于各国立法技术与环境不同 ,对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差异较大。本文在比较有关国家刑法关于时效停止制度 (广义 )的基础上 ,较详细地研究了追诉时效停止制度 (广义 ) ,包括追诉时效的中止制度、追诉时效的中断制度和追诉时效终止制度     

追诉期限终点的法教义学解释

关于追诉期限的终点问题,目前刑法学界有"立案时说""起诉时说""审判时说"和"结果时说","结果时说"具有合理性。从文理解释的角度,"追诉"应当被解释为"追究刑事责任",而追诉期限应当终止于追诉过程的终点而不是起点或者是中间。"结果时说"反映了追诉权本身正常运行的要求,"结果时说"的正当性可以从追诉时效的本质和根据的角度得到阐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也是"结果时说"的重要支撑。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对《刑法》第88条第1款的反向解释是"结果时说"的立论前提,对《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解释是"结果时说"的规范确认。对《刑法》第88条第1款的反向解释确定了追诉期限终点的时间区间——"审判时",而对《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项的系统解释则确定了追诉时效终点的时间点——"审判终结时"。《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终止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尚未终结的一审或二审,而"宣告无罪"则应当是指已经审理终结但尚未判决的一审或者二审。既然二审终结前法院仍然可以因超过追诉期限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这就意味着二审终结前追诉时效继续进行,没有终止,因此二审终结时才是追诉期限在逻辑上的最终截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