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存在问题及对策

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及时、规范地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001年7月4日国务院颁行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这一行政法规的出台、实施,对于打击、遏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以及其他犯罪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行政机关在办理的涉嫌犯罪案件中却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该移送司法机关而未移送的现象。因而,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问题进行了一番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之困境解析

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海事行政机关没有及时将案件移送至交通公安部门,或交通公安部门不接受海事机关移送的案件,致使大量涉嫌犯罪的案件未能成功追究刑事责任。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客观上案件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又有主观上行业内传统执法理念的误区,实体法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也给海事行政机关带来困惑。此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虚置化也是制约海事行政机关依法移送案件的重要因素。     

保监会关于印发《中国保监会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通知：中国保监会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一条 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保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制定本规定。     

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党的十七大以来，上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2007年5月至2012年4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群众检举控告73407件（次）；立案4308件，其中，涉及局级干部53件、处级干部374件；结案4221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93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68人，其中局级干部16人；     

青海省保护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途径

在执法实践中,实行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工作组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执法协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逐步完善,提高了保护效率,拓宽了保护渠道,加大了打击侵权行为的力度,形成了协调、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和执法机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处侵权盗版案件,对于达到刑事处罚门槛的,移交刑事司法机关处理。为减少地方保护对执法的干扰,建立了西北五省(区)及新疆建设兵团区域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加强了案件异地处理和移送工作。     

法治中国视野下检察机关参与“两法衔接”的功能定位

"两法衔接"机制中的参与机关众多,从根本上看,检察机关应当居于核心地位,担当关键角色。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角色,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中的职能定位主要体现在对行政机关尤其是一线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移送监督和立案监督两个方面。立足于深入考察检察机关参与"两法衔接"的工作实践状况,可以发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对此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改进和完善举措,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彰显、落实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职能定位,发挥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助推法治中国建设的国家法治战略目标全面实现。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已经2001年7月4日国务院第4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际救援俄被困潜艇

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至伦在他最近作的“反腐倡廉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2003-200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34万余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36人、省（部）级干部34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9316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58人、省（部）级干部16人。我们党是有6900多万党员的大党，每年受处分的绝对数比较大．但比例只在1．8‰左右。近年来．这个比例是波动的，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2年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党员干部．占受党纪政纪处分总数的2．7％．不到全国党员总数的十万分之七．     

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

2012年3月14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三十八条修改为四十二条：“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部分落马药监官员档案

郑筱萸：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据新华社报道，今年1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监察部关于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调查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报道，郑筱萸的儿子郑海榕、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及郑筱萸的儿媳也都涉案，被有关部门调查。3月1日．新华社报道．郑筱萸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再选择--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与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之博弈平衡

关于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的利弊,学界多有讨论。很多学者主张应当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收归行政机关,但在制度设计上多有不同。在现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及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视为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应然权力)和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实然权力),并在此分析框架下,寻求该种权利在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间的平衡,由此探讨将各级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机构,并使得司法权回归至监督权的本质。建立以行政机关为主、司法机关为补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可以改变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司法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执行机关的尴尬现状。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简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论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的关系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相冲突的情况,相关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作具体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借鉴域外经验处理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的关系时,应当遵循“审判前提问题”这一原则:如果某种诉讼应以另一种诉讼的结果为依据,就应该(或可以)中止该诉讼,等待另一种诉讼的裁判结果,并以此为据恢复诉讼并进行裁判。     

浅议刑事申诉的管辖及筛选机制

我国刑事申诉的受理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但在实践中,这种多头管辖的规定容易造成管辖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申诉人多门申诉、无人受理的不良结果。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刑事申诉的筛选机制,并通过这个机制将冤假错案输入到再审系统。国外立法例中的刑事申诉筛选机制有三种类型:司法机关型、独立机构型和民间团体型。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在权力机关下设申诉案件复查委员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目前刑事判决中一半以上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管制,再加上服刑罪犯被假释、保外就医的,监外执行的罪犯大于监内执行的人数,随着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监外执行的罪犯人数的比率还将有进一步地上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监外执行职责完全赋予地方司法行政机关①,扩大了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权限,也加大了地方行政司法机关刑罚执行的职责,因此有必要探讨社区矫正的检查监督及实施途径。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即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所进行的监督。从具体案例入手。介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内涵，探讨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及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利于制度构建相关建议的提出。     

论偷逃税案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刑法与税法的协调与制约

税法和刑法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了规定,二者既有制约,又有连接。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立法上,它是逃税罪的法定入罪标准;在程序上,税务机关也将据此判断是否要将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但实践中,司法机关能否将税务认定的数额直接作为逃税罪的犯罪数额存在争议,具体体现在偷逃税额是否应考虑主观方面、地方行政法规能否作为认定依据以及税收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证据。笔者通过对同类案例以及刑法和税法的不同原则、不同证据标准的比较分析,从实体与程序上对刑法与税法的协调提供建议。     

侦查权的本性及其演化趋向

学术界关于侦查权法律性质的讨论没有跳开行政权、司法权概念分析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分析的问题所在是没能追问行政权、司法权概念的实质。本文运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工具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概念的实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得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结论。行政权性质的侦查权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这种权力的实施要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的结果是侦查程序发展的司法化趋向。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与职务侵占行为之认定——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当前,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贪污与职务侵占犯罪的处罚往往较轻,有的只按违纪处理,仅收缴非法所得,惩治“村官”犯罪出现空白地带。同时,司法机关对相关罪名的认定存在分歧,刑法威慑受到约束,刑罚效果不甚理想。对此,统一和深化认识,严密法网、填补法律漏洞势在必行。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把握相关司法解释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相关事务管理的内涵;对于以虚报数量等方式侵吞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或在村集体未提留前侵吞以及在提留后侵吞应发放给村民的款项的,都应以贪污论处;只有侵吞村集体提留资金的情形,才可认定为职务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