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设计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中的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以上海浦东市民中心为例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变,网络治理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全新发展,也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上海浦东市民中心作为浦东新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举措,体现了网络治理的理念,"一站式"便捷服务、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公民参政议政、增进社会互动平台、强化社会监督等都是其探索创新.网络治理理论及市民中心的实践对于中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社会治安的协同治理如何可能?——福建南安官桥派出所社会管理创新调查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新格局,既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组织化调控”模式的延续,同时也是对它的一种超越.其超越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新思路上面.就社会协同而言,它暗合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勃兴的“治理”与“协同治理”的理念及实践.从这个视角看,南安市官桥派出所在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所建构起来的技防网络以及借助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所构建起来的人防网络,不仅弥补了由当前基层政府财力和警力不足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供应不足的缺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协同治理的世界新潮流.这种由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网络,不仅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基层社会秩序的“善治”,而且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权力观念,进而塑造一种柔性的权力形态.     

公共池塘资源合作治理理论的演进

由于兼具纯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纯私人物品的竞争性,地下水盆地、灌溉系统、江河湖泊、牧场、林地、海洋渔场、臭氧层等公共池塘资源极易陷入"公地悲剧"的泥潭,产生租金耗散、资源系统拥堵、退化甚至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致命威胁。与其他"社会合作悖论"一样,人们唯有携手合作才能走出负外部性的阴影,实现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治理。传统治理理论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主张产权私有化(国有化)或政府干预来激励或迫使当事人相互合作以摆脱困境。奥斯特罗姆等人提出的"多中心自组织治理理论"则指出市场、政府、社群良性互动、协和共振是实现公共池塘资源长效治理的关键所在。公共池塘资源合作治理理论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公私合作是达致社区善治的基础

为了配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社会领域里开始了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出现过“一会两委”和“一会一委一站”模式,每一次改革尽管在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基层自治权方面有所推进,但基本上没有摆脱行政性管理的困境,没有形成多中心善治的格局。而改变政府态度、促进非营利组织主体独立、社区党组织“元治理”角色的发挥以及集体行动规则的制定,应该是达致社区善治、防范治理失灵的主要路径。     

“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运用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政府公共服务的治道变革中,打破单中心的政府服务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通过阐述该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运用,以期论证"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上的适用性。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体制创新擦亮“仁义任城”善治品牌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济宁市任城区在全市率先成立社会信用中心,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上下贯通的信用体系组织架构,把信用管理嵌入各个领域,倾力打造“崇信向善、仁义任城”品牌,充分释放基层治理“信”力量。     

在治理失效与社区善治之间

由于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个别组织任性以及党组织领导不到位、缺乏协调规则所导致的社区治理失效，对基层社区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去行政化”的基础上建立多中心的治理模型，发挥社区党组织“元治理体”的角色，通过培育社区治理主体的能力，促进各治理主体为社区建设目标的达成实现而进行协商对话，从而使不同治理主体走向“合拢”，将是解决复杂的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善治的首要选择。     

“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应当放在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全面理解。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以更加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更加高超的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社会基础、重塑基层社会形态。一方面,“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有助于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六个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三治融合”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同时,面向未来的“三治融合”建设也指向重塑基层社会的十大议程。本文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建设实践,讨论为什么重塑基层社会是可行的,以及重塑中国基层社会的具体路径和未来议程。     

治理性团结：当代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目标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种治理与建设并重的新思路。治理共同体在团结的语境下贯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为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其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团结，即“治理性团结”。在实现路径上，建设治理共同体需要“寓建设于治理之中”。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治理和建设，一方面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发育，另一方面透过多元主体更好地实现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社区治理体系转换成团结社区居民的架构，使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团结社区居民的能力。     

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创新事关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治理,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术"上的困境,又可以很及时地回复民众诉求,也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与真相,从而消除集体性抗争。研究得出:当前的乡村治理,最终都会反映在乡村干部的腐败之上,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权力太大而无监督。为此,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加强基层政府在网络上的回应和基层网络建设;第二,于网络政治的角度,基层治理中要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治理以创新"治理术",从而加强社会建设。     

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下的乡村数字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调研对象

乡村数字治理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力引擎。基于河北省139份乡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民群体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较为向往,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党建、数字村务治理、数字公共服务、数字公共安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需求。政府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需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强化数字党建、配套保障、数字赋能、整体性治理等路径,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首都基层治理改革的实践逻辑

抓基层、强基础、成体系是首都基层治理和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围绕加强党建引领,提高政府治理的整体性、强化居民主体地位、完善社区治理“三驾”马车架构,加强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让基层的每一个社会细胞都活跃起来,提高基层自主更新和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