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与法规名称规范化

一、法规名称规范化的意义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使法规名称规范化。法规名称,顾名思义是指法的称谓。名称相对于内容来说,固然是次要的,但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包含着实际内容。实现法规名称的规范化,就可以从名称上看出它是由哪一级权力机关或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知道它的效力等级和作用范围的大小,也可以看出哪个机关才有权解释和有权修改、废止或用新法来代替它。同时,     

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对律师事务所名称的管理，保护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专用权，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律师事务所的名称是经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活动中使用的供公众识别的机构名字和称号。第三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其名称由批准机关核定。经核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在全国范围内享有专用权。律师事务所名称的核定机关是批准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司法行政机关。第四条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应当由字号十律师事务所组成。第五条除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况外，律师事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选用的名称不得与已核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     

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加强对企业名称的管理,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特制定本规定。第二条企业申请登记时,企业的名称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准予登记后,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专用权,受国家法律保护。第三条企业只准使用一个名称。因有特殊原因,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使用两     

略论我国行政立法的宪法依据

<正> 现代行政法作为国内法的一个重要部门,它与宪法的关系表现得最为密切。首先,宪法是行政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源。许多关于行政法的著作和工具书在论到行政法的渊源时,首先都要提到宪法。我国新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行政机关的专条规定计有五十条之多,加上关于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原则、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国家行政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的规定以及行政立法的一     

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行政机关关系研究

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洞察国家人权机构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窗口。部分国家行政机关发起或参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创立。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往往属于国家人权机构管辖和调查的对象,国家人权机构可以调解国家行政机关与申诉人之间的人权纠纷,部分国家人权机构还可就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人权作出决定,并可对救济人权的方法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少数国家人权机构还可执行上述决定。总体来看,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是对国家行政机关人权保护工作的补充,这种补充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国家行政机关的人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来实现的。     

论行政法中相对人规则的非独立性

行政法中的相对人是指有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参加的法律关系的另一方法律主体。相对人主要存在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它包括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发生行政法律关系的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也指其它国家机关。     

浅析行政合同的法律特征

目前,各地行政机关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种行使管理职能的新方式——行政合同管理方式,即行政机关把行政事务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通过督促、检查义务人执行合同,行使管理职能。实践证明,用合同方式管理行政事务,提高了行政效能。它将被运用到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行政合同的法律特征,对正确运用这一形式行使管理职能是十分重要的。行政合同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同有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以下简称行政相对人)之间确立、变更、终止行政法律关系的协议。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实践中,我们经常接触的行政合同     

行政法、行政法规与行政管理法规

行政法、行政法规与行政管理法规是不是一回事,它们在含义、范围和内容等方面有什么不同,三者关系如何?本文试谈一点看法。一、行政法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极其广泛,大体可分为这样几种:(1)国家行政机关之间;(2)国家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3)国家行政机关与企业事     

地方性法规名称应规范化

本文所谈的地方性法规,是指法规的称谓。地方性法规的名称要反映出它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其法律地位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只在该行政区域内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并且只有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有权修改通过和公布。地方性法规的名称应是该规范性文件在整个国家法律形式层次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的一个标志,所谓地方性法规名称的规范化,是指地方性法规的名称有一个统一标准,并与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协调一致。具体说来,就是要具备统一性、严肃性、明确性和专有性。     

我国行政诉讼的特点

我国行政诉讼的含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我国的行政机关与西方国家严格三权分立之下的行政机关不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机关由立法机关产生,受立法机关监督,对立法机关负责,行政完全隶属于立法之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机关。因而,依法行政原则便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本质要求。     

有奖拍违的性质及其违法性研究

有奖拍违的出台有何依据?它违法吗?各种观点的解释和行政部门给出的法条依据遮蔽了问题的关键。在这纷扰的场景下,只有将其放置于行政任务民营化的背景中,从拍客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国家任务的层级与有奖拍违的关系以及设定有奖拍违的权源入手,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除了不可以侵入绝对的国家任务外,私人都可以参与行政事务,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此中都须强调国家的担保责任和由此衍生的指挥、监督及控制责任。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的主体路径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但现有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关注如何监督,忽略了应当监督谁、应当由谁来监督这些重要问题。基于我国行政权的特性及我国的现有国情,所有实际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都应当是法律规制的对象,即国家、执政党、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和公务法人;同时,现有监督主体如权力机关、特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遵循权责一致原则切实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社会监督主体亦应创造性地发挥监督作用。     

美国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标准——谢弗林案之后的发展

198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予以司法尊重的谢弗林原则。在之后二十多年里,这一原则经历了诸多发展变化,其核心是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方法。在对谢弗林案之后的相关判例和法官的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司法尊重标准对行政机关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行政机关和国会对此的回应,可以发现,行政和立法分支应当在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民航旅客黑名单的三元体系及其救济途径

实践中,我国民航旅客黑名单形成了三元体系,其制定发布者既可能是国家有关机关即中国民用航空局,也可能是行业协会即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还可能是航空运输企业即航空公司。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设立旅客黑名单是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处罚的行为罚和申诫罚,构成行政法律关系,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航空公司设立旅客黑名单属于企业自主行为,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只能寻求民商事救济,但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存疑。我国应通过民航旅客黑名单法律制度创新,赋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制定权、中国民用航空局监督权、航空公司动议权和执行权,赋予旅客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法律监督理论下检察权的配置

研究检察权的配置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切入。单一制国家的“大国司法”，由上而下的“推进型法治”，公民缺乏监督意识，议行合一的宪法体制，强大的行政机关，导致我国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我国法律监督以制约行政滥权为重要目标，因此应确立行政公诉制度，加强侦查监督，维持并弱化审判监督。为实现法律监督功能，应当采取检察一体化，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内部配置检察权的分权。     

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中正式监督机关的确立

在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的参与之下,行政执法外部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充足,但这些主体皆为非正式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监督活动缺乏统筹安排,难以形成稳定可靠的监督秩序,因而需要确立正式的外部监督机关,发挥一定的牵引作用。检察机关因法律监督对象的广泛性,具备将监督对象拓展至行政机关的可行性,因其在法律实施中开展合法性监督的专业优势,具备将其机关职能拓展至行政执法监督的适当性,所以比监察机关更适于成为正式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这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对现行国家行政监督体系的补强优化。在权力配置上,检察机关需要配以调查权、合法性评议权和程序性处置权,同时要保持监督权行使的限度,避免脱离行政执法合法性监督的焦点,尊重行政执法的独立自主,并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工协作、形成监督合力。     

行政诉讼监督视野下的法律监督价值

对我国行政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目的在于及时调节和疏导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间的行政纠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面对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行政法律监督目的并未完全实现。行政法律监督应当包括抽象行政法律监督与具体行政法律监督两方面。以行政诉讼监督效果衡量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监督,其效果并不明显。当前随着大调解格局、法院能动司法、检察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展,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有难点,但也有不少突破点。     

论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界限

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正确行使监督权,应根据被监督的三机关的性质和特点进行监督,其界限是既保证三机关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使国家权力机关不失职不越权。这对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维护行政法制统一与行政诉讼制度创新

法制统一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行政法制统一则是实现法制统一的重点,也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加入WTO的基本要求。维护行政法制统一是一项全方位的工程,其中行政诉讼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维护行政法制统一也是行政诉讼制度运行的客观规律。从两大法系的经验来看,行政诉讼制度对维护行政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功能,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也应当通过制度创新来充分发挥这一功能。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明确赋予人民法院维护行政法制统一的司法审查权,并规定相应的受案范围制度、管辖制度、当事人制度、裁判制度和确立破坏行政法制统一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