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精神

现代国家中的个人以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层次的群己关系,公民资格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支撑起公共生活的骨架,包括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公共精神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意义。当前,我国公共精神呈现出衰落和弘扬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受制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政治体系的吸纳功能不足、社会向上与向下矛盾发展的变化趋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建构与撕裂等挑战。因此,公共精神的涵养需要我们变维稳思维为维权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方面使公民的权利内容和保护落到实处;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以过程监管来鼓励社会自组织;以增强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为目的,培育公共精神。     

论建构服务型政府和公民参与

服务是政府职能的理念意义上在总体体现和本质要求。从公民需求和利益表达来看,公民参与是任何阶级社会实施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要求,更是建构强调"公民本位"的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从政治系统的角度看,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公众通过健全的利益和需求表达机制来向政治系统进行"输入";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即"输出"进行评价。这有利于形成政治管理中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机制以及基于信任与合作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逐步拓宽公民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不断推进公共服务评价机制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从“制度整合”到“治理整合”: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方式选择

在当前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中,主流的政治整合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民族成员个体为整合单位的"公民身份权利制度"整合方式,另一种是以民族群体成员为整合单位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整合方式。这两种政治整合方式孰优孰劣,诸位学者各持己见,尚无定论。从本体上看,这两种政治整合方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视实施制度的土壤而定,进一步而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整合应从选择制度方式转移到关注制度的运行层面和实际治理效果上来,即关注治理的有效性。     

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身份认同

在一定的结构因素基础上,"社会情绪"和"政治态度"建构性因素对香港青年身份认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情绪"而非"政治态度"对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影响更为明显。表达"社会情绪"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国民身份认同的正向影响稳定显著。生活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它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体现为: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越强,更可能建构一种更宽泛层面的身份认同。因此,为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推动:首先,需警惕地方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的"相对说"和香港身份认同的"单一归属论"。第二,需关注"生活满意度"对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第三,有必要在互联网渠道增强正面宣传,提升国家形象,增强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     

生存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购销体制建构的政治透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不只是单纯出于实施工业化战略的发展需要,而是为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平衡对农村粮食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具体体现为:政治层面,中共中央出于借鉴苏联工业化建设经验与破解中国国情约束的需要;民生层面,中共中央出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与民生需求之间平衡的需要;社会层面,中共中央出于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以增加粮食产量和克服农民贫富分化的需要;发展层面,中共中央出于加强城乡物资交流与化解粮食供需矛盾的需要,最终通过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现对粮食的国家性建构。     

协商民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是"参与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表现在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等方面。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应该从国家制度、基层政治、社会自治三个层面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公民身份变迁

公民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发源于西方的公民观念及制度,如何实现本土化的转化,并服务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从公民观念、公民身份制度两个层面来探查近代中国公民身份的变迁,以此了解中国特殊的变迁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西方公民概念不同的内涵,有助于我们运用公民身份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做出一定的思考。     

论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建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建构的基本内核,主张个人权利优先于共同体的善,似乎与强调整体利益的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鸿沟.然而,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来理解,国家,作为理性的建构之物,无论是古典契约论还是现代宪法学,其正当性基础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并没有独立于公民利益的国家利益.国家作为一种“带剑的契约”,无非是集结了个人的权利的反馈型权力载体.因此,爱国就体现为爱人,国家作为一种体现正义制度的公器,自然可以赢得其公民合乎理性的忠诚乃至献身.     

责任精神:公民教育的第一要义

现代公民角色不仅仅表征于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同时它还体现在公民是国家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一个和谐、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是凸显着公民权利与个人价值的社会,同时它还应该是一个倡导公民责任、人人履责的社会。2001年,我国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强调,要"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懂得负责已成为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基本品质要求,自觉负责、能够负责的公民才有可能     

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

《纲要》和《决定》基本体现了中国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逻辑和制度架构,其中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框架尤显突出。行政决策程序需要在行政国家时代的新式法治框架下获得规范定位,其在体现现代行政回应性伦理的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形式合法性的合理化需求。这一需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制约和补充的三个层面:回应规则化需求的行政自我立法、回应理性化需求的专家作用以及回应民主化需求的公众参与。负载有限政治功能的行政决策程序建构有利于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法治转型的"行政宪政主义"。     

组织下乡:现代国家中的妇女组织建构——以华北黄县的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为例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对农村妇女组织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进行了剖析,认为妇女组织是伴随着"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的过程而萌生的,其成长的路径、特点和形式均体现出浓厚的国家建构色彩,是国家意志作用于乡村妇女的体现。也正因如此,妇女组织在下乡过程中承担的任务亦是动员、组织和吸纳妇女,以适应国家的政治需要为主。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初探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最初由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哈贝马斯是宪法爱国主义最强力、最具扩散效应的鼓吹者,他将宪法爱国主义构建为一种关于"后传统认同"的观念.他认为国家认同应当不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宪法爱国主义创新者米勒认为,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应当立基于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的规则和价值,塑造培育一种调和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特定的宪政文化,促进公民政治归属感的养成.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正当的公民忠诚和公民团结,从而促进国家长久的稳定、社会的发展.     

论个体道德建构

所谓个体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社会作用的个体，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而具备的且指导自身行为的道德准则的总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从社会和个体的层面、角度相对地区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社会道德表现为道德的宏观层面，个体道德体现为道德的微观层面。个体道德建构也就是个人道德上的实现过程，它是通过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道德内化来完成的。通过这种内化，个体确证自我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显示自我的道德个性。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对社会道德的学习和认同，将其转化为自身内在…     

界定·嵌入·建构——制度社会学视角下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解读

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作为特殊儿童群体的一种福利救助政策,已然并将继续发挥其制度性的功能和效用.本文从制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制度场理论为分析基础,对这种救助政策中的规则界定,强制度、弱制度的嵌入性,以及制度中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形成的作用场,通过福利、意义和组织三个层面实现建构社会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提出一个解读和完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的新路径,并试图从广度和深度上引发更多学者对儿童福利制度的关注和思考.     

和谐思想的外生资源及本土意义——《和谐话语的政治哲学建构——以西方共同体主义为中心》述评

正西方共同体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潮,该思潮立足于对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恢复性重建,对倡导价值中立原则的程序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中,传统与古典得到恢复与重视,政治的生存论根基得到体现,自由在"消极—积极"的二元理解格局中得到了全面阐释,民主超越了制度设计的政治民主层面而进入关注民主文化与民主意识的社会民主层面,权利不再     

新加坡社会救助制度:兜住社会“底线公平”的“安全网”

<正>新加坡的社会救助制度适度而富有效率。在制度建设方面,一直倡导并奉行"国家要自主、人民要自立"的理念,注意避免福利国家综合症,坚决不走北欧福利国家那种由国家承担一切费用的社会保障模式。社会救助制度的主要内容新加坡社会救助制度旨在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和"最不能自助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起着兜住社会"底线公平"的最后一张"安全网"的作用。当公民及其家庭已经无法自立自助的时候,或者当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从“我”做起

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党和国家的正确引导,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全体公民从"我"做起。公民层面是落脚点,没有公民层面的践行就体现不出国家层面的倡导和社会层面努力的实效性。而从"我"做起,关键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     

"好公民":和谐社会执政党建设的伦理政治基础

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法治既是思想实验,也是制度践履。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社会基础是全体成员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思想层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道德体系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是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现代道德观念的形成。把"好公民"概念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伦理政治基础,旨在通过使每个党员对成为道德上的"好人"和法治社会合格的"公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认知与定位,来引领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因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不仅写在党章上,更主要是通过在各个权力岗位上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具体行为展现出来。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中国改革要过政治创新这一关

我们生活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各国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说到底是综合竞争力之争,最根本的是制度之争。任何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不可能离开政治层面的合理制度安排,更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的平衡发展。很难想象,在一个政治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不合理、政治结构分化程度不高、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的国家,其经济、社会能持久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