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归纳与探讨

国家政权建设最早来源于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现象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后被中国学者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将国家政权建设看作一个过程,探讨这一过程的动机、方式、微观行动者,及其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基层政权,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四个视角: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政权、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精英。四个视角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关于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范畴,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能力紧密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能力及国家能力的行使中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国家能力的高低可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四个维度进行检测,而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协商与沟通的能力。本文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通过梳理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逻辑,揭示了不同时期国家能力强弱尽管有所区别,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利良性互动关系。其症结在于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强化"有形"的国家能力建设,而忽视本应与国家能力同步增长的"无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能力建设。因此,乡村治理结构未来走向是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路径是大力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改进乡镇政府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从而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道的变革——也谈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

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历来为学界重视,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和框架来分析和梳理乡村政治研究是近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一种.但以此框架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要注意词义与分析对象的贴切.当前的乡村政治发展,并非完全套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所能理解,以"以治理变革或转型"来替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说法似乎更为妥贴.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新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提供者,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力量的构成要素,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新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现实困局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从现实行动逻辑来看,唯有在宏观国家治理层面做好党委领导、政府引导、法律范导的顶层设计,在中观社会协同层面推进新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资源对接,在微观组织自治层面重点加强新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公信力与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正确理顺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乡村治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乡村群众的利益,出台一系列政策与法令,成立相关机构,加强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并把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与群众工作融合在一起,化解了诸多矛盾,不仅走出了经济困境,而且以丰富的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理论的发展。革命乡村治理工作是一种凝聚革命传统和传播革命文化的有效途径,实现了乡规民约的革命化,促成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的良性互动,建立起一种新的乡村秩序,规范着乡村社会的行为,为赢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乡村治理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启示。     

“政党—社会”关系变迁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国家、社会是基本主体,"政党—国家"、"国家—社会"与"政党—社会"是制约国家治理成效的三组核心关系。因此有必要以"政党—社会"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从历史变迁、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探讨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通过"转变和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基层人大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开拓民间法的政治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内的分权通过市场经济而迅速扩展开来,为我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使我国的政治形态[2]和治理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出现了新的互动[3],社会公共力量在逐步成长。本文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试对当前基层人大建设存在的问题予以讨论。一、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层人大:困境与转变1.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难题纵观近现代以来乡村社会治理的变迁[4],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向下延伸来进行的,其结果是…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思考

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之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及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要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优化组织架构;以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支撑,助推发展动力;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条件,推动生态行政。     

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基于某省Z镇党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建通过乡村治理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层党建的组织路径陷入"悬浮化"困境,难以突破组织建设的"内卷化"难题。调查研究表明,以区域化党建重塑整合资源的组织结构、以党员联户激活群众动员的组织过程、以治理导向再造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最终使党建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黏合剂。"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应,释放了塑造乡村公共秩序的持久力量。     

驻村“第一书记”的行动壁垒如何破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国家层面以"精准扶贫"为抓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乡村实践。作为组织力量在乡村社会的直接嵌入,驻村"第一书记"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驻村"第一书记"为联结点,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克服各种壁垒和障碍,实现第一书记与乡村发展的有机衔接,是推动乡村地区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村级党组织建设与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打造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从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新体系出发。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新体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化解广大农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必将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孕育强大的潜力和后劲。     

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公共治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