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当得利财产返还范围的思考

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目的，受益人不当得利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和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颇有影响。实践中，关于财产返还范围的确定还有诸多争议。其中受益人在不当得利法上的获利返还、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承担责任、受益人损害扣除是争议的焦点。我国民法对此规定过于筒单，缺乏指导性。     

不当得利请求权及其他请求权竞合浅论

请求权有物上请求权(如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之别,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范畴。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其他请求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涉及民法各项制度的功能体系,而且事关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处理民事案件中作用的发挥。在传统民法理论上不当得利请求权为一种辅助性权利,和其他民法上的请求权不发     

试论拾得遗失物拒不返还的性质

对拾得遗失物拒不返还而引起纠纷的应按侵权之诉处理,而不应按不当得利之诉处理。理由是:拾得遗失物拒不返还貌似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实乃侵权;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应按侵权之诉处理;按侵权追究其民事责任还可与刑法中的侵占罪相衔接,以利于对财产所有人权利的保护。造成对拾得遗失物拒不返还的性质错误认定的原因:一是法律规定不完善,不明确、不具体;二是受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三是便于原告举证和审判机关的及时结案。正确认定拾得遗失物拒不返还的性质对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研究--兼评我国《票据法》第18条

利益返还请求权作为票据权利消灭后的补救措施,其目的在于寻求一个平衡点,以期既发挥票据功能,又避免债权人利益受到不合理的损失.研究利益返还请求权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从立法宗旨、性质、行使等方面分析之,并对我国<票据法>第18条提出修改建议.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论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之构成——从法律事实到法律效果的分析框架

不当得利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一项法律事实,不当得利法律事实产生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效果,两者共同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两大法系在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上均规定了“被告获利”以及“原告受损”两个要件,只是在获利基础是否正当的构成要件上,大陆法系坚持一种笼统、抽象的概括式规定,而英美法则比较细致地规定了各种不正当因素的具体情况.通过比较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力图从解释论上对我国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作出系统性解释,以更好地实现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价值功能.     

论国际私法中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问题的处理

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在国际私法领域与民法领域各产生不同性质的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有关处理责任竞合的民法制度对涉外合同侵权竞合案件的识别所产生的不合理影响,主张对国际私法领域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问题的处理应依据独立的标准.     

试论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民法物权内容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现代民法相衔接的<物权法>的制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大学者对此各抒已见,而其中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我国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现状出发,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完善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议.     

我国驰名商标保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商标法》对驰名商标保护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 13条和第 41条 ,本文认为前述规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 ,商标法为鼓励当事人注册 ,以加强对商标的管理 ,规定未注册驰名商标不能实行跨类保护 ,有以工具理性取代自然理性之嫌 ,值得检讨 ;其二 ,在恶意注册他人驰名商标场合不规定撤销期 ,有违民法一般法理 ,在实践中亦弊端甚多 ,如容易滋生新的恶意和导致注册秩序的不稳定 ;其三 ,缺少“先用权”制度和赋予在先驰名商标所有人对后注册人在撤销期使用商标行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针对前述立法不足 ,本文提出了相应完善建议。     

试论合同法之诚信原则

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号称是帝王条款,在我国1999年合同法施行之前,我国曾存在过三部合同法,在<技术合同法>中对诚信原则曾有所涉及.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自然也适用这一规定.     

论“其他组织”在我国民事法律主体体系中的地位

“其他组织”是我国法的特有概念 ,它现实是且应当是法定的第三民事主体。应当在我国民事基本法的总则编主体制度中对其作出规定。基于其与法人 (组织 )的对立统一 ,应改称为“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责任 ,应根据其目的上的营利性与否 ,进行区别对待     

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商行为特点研究

商行为是商法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长久以来对其特点研究不够，尤其是相对于民事行为而言，其不同之处更为明显，在立法和司法时应该充分考虑商行为的这些特点，对其做出与民事行为不同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浅谈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证券市场颇具前景,然而现实的、潜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法制缺陷的分析可知,法制的完善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全面引进股东诉讼特别是派生诉讼,完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及司法制度,切实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证券市场。     

《商事通则》的立法体系与基本原则

制定<商事通则>要考虑立法资源的节约与立法技术上的可行性.<商事通则>应致力于协调民商法的关系,确立商事一般规则,要规范商主体的一般规定、商人名称与营业转让、商业雇员、商事登记、商事账簿、商人团体、商事代理.<商事通则>中不宜规定不具有一般性的内容,如商事责任、商事行为、商事短期诉讼时效等.要反对以社会责任观念限制商主体的营利性,营利性原则是<商事通则>的基本原则,而保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效率和商主体法定是营利性原则派生的规则.     

民法与商法的分析方法比较——以一个案例为切入点

民法和商法有不同的原则、理想,所以有不同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民法强调平等、自愿,价值取向是社会的普遍公平正义;商法则强调效益、安全而以营利为价值取向。同一案例用民法和商法分析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商事营利主体的行为要适用商事法则处理,而民事主体的行为要适用民法规则处理。     

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之考察--以两种法观念的差异以及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为中心

在现代各国的民法与经济法的规则中 ,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法观念 ,这些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公平观、利益观、自由观、效益观和秩序观。本土资源中的民法观念较为匮乏 ,但在现阶段正面临加强的契机 ;本土资源中的经济法观念较为充盈 ,并面临着更加深入的可能。面对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的上述差异 ,立法上应注意在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尽量做到“观念加压 ,内容减负”,而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则时 ,则应尽量做到“观念减负 ,立法提速”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定位与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在刑法中与在民商法、经济法中有不同的定位,基于刑法谦抑性,应对刑法中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解释。刑法与民法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看待损失的,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的依据应以侵权获利额为原则,特殊情况下可参考许可使用费。单位犯罪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常见的犯罪形态,在本罪的行为模式中,个人的侵权行为与单位的行为具有对向性,单位之外的个人也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投资人合法权益救济

现行法律中,因刑事与民事法律规定不统一,导致了同一法律行为被不同评价。特别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法院在对投资人财产权救济上存在不同的审判标准,进而在合同效力认定、利息保护、判决执行等实务层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建议在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以"刑民并行"原则为主,"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原则为辅;合同按照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处理,合同若有效,投资人应当给付合法利息;民事裁判作出后,刑事裁判认定所涉合同无效的,法院应对民事裁判启动再审。     

论商主体的存在价值及其法律规制

商主体是商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商法区别于民法的标志之一。现代商法与传统的商人法不同,它是建立在现代民法的具体人格的基础上的,因此,对商主体进行特别立法是必要的。传统大陆法国家商主体的确立标准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国的商主体确立原则应为:营利性和经营组织体性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