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治建设的经验、瓶颈与展望——以法治浙江建设十年为视角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并强调“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这给全国基层法治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法治浙江”是“法治中国”在基层的“领头羊”,十年来一直引领着全国基层法治建设.通过对“法治浙江”的研究,总结其十年基层法治建设取得的经验与成效,剖析其当前基层法治建设出现的短板与瓶颈,研究其今后基层法治建设的发展与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在“类立法”建设、机构建设、队伍建设、载体建设和评估体系建设方面加大改革与创新,对全国基层有着借鉴意义.     

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治新议题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基于中国进一步深化开放与改革需要的国家战略，从法治的视角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中国法治建设开启了新的议题。从开放与改革两个向度上，进一步将法治的新议题展开为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贸易与社会法、“企业走出去”、区内社会管理、区内行政管理、立法与司法、可复制可推广、参与国际经贸新秩序建构、比较法、自由贸易法哲学等十二个方面，为法学学者阐释了有待未来研究的新领域。     

从“遵法”到“尊法”

从“遵法”到“尊法”，它不只是一字之差，重要的是我们对如何建成法治国家在认识上取得了新的进步，进一步准确把握了法治国家的条件，特别是看到了法治国家必然具备“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这一关键因素。     

论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 ,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 ,指出其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 ,并考察了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 ,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 ,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是当今法治发展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 ,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 ,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 ,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 ,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对现代法治的反思——评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对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及其不可实现性的剖析是《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昂格尔从一种新的视角出发阐释了法治产生的原因,指出了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的内在矛盾,以及在后自由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给法治带来的根本性挑战.这一对现代法治的深刻反思虽然被认为夸大了法治自身所存在的和面临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深入地理解法治、有效地进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法治的“魂”与“形”——兼谈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关联

法治的“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价值理性、价值真理的视角发现法治作为固有 价值、构成性价值的本来涵义，即以规则之治为载体，以宪法和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以严格实施法律 规范、程序与制度为存在形式并以公共政治的规范化为实质；二是指赋予法治以神圣性的价值基础，它 作为“道”，体现为法治捍卫公民的自由，保护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法治的“形”指法治的 形式性，它使法治具有生命。它的出现在我国具有历史基础，但它的实现需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达成 共识、需要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建构及社会的健康发展。法治的“魂”与法治的“形”二者之间关系 密切，法治的“魂”赋予法治以“形”。法治与德治在规范方式、形成方式、内容、表现形式、实施方法等多 方面均存在不同，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涵义和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并相互促进。     

浅谈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景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如何更加有力地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以这样的方式和理论帮助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改善与增强。     

空间关系: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式变项

空间关系是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式变项序列的有机构成要素，具有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之学术范式，深刻地影响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取向。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空间法哲学思想，是研究区域法治进程的空间关系的理论指南。从本源意义上讲，以一定的地理单元为载体的自然空间，乃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物的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性条件。空间性是法与法律现象的本体意义上的基本属性。空间关系的概念工具价值意义在于:深刻认识区域法治现象的空间性，理解区域法治现象的自然空间条件，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社会空间特征，探讨区域法治进程的空间类型转换，以期对大变革时代区域法治发展的实现路径作出合理性解释。     

“历史”的幻象与超越——“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亚洲的启示

面对当前亚洲“法治”建设之窘境，找出亚洲法哲学研究的理论结节点，在于重新解读现代法治的“历史”本体，后者主要是由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如维柯、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法学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梅因、萨维尼）在“西方中心论”理念基础上所描述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它贯穿在现代法治理论的全部概念、原理和体系当中。当前，只有批判并超越此种带有鲜明霸权话语烙印的“历史观念”和“世界图景”，方可推进多元化世界法律文明体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共存共荣的美好前景。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维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法治，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法治建设的外在需求，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从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从理论上厘清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的辩证关系，并在立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基础上，从国际法治角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响应；也需要在实践上对过去四十多年来法治从保障对外开放到引领对外开放的治理模式加以回顾和总结，并回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建设提出新的需求。因此，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建设需要厘定相应的原则，在统筹推进中加强涉外立法，在深化改革中完善以国际商事法庭为重点的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在开放包容中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务，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持续动力。     

2010,法治的进步与焦虑

没有什么比“法治”这一视角能够更加深刻地解读当今中国。回望已经过去的2010年，正是那些波澜四起的公共事件和命运沉浮的各色人物以及隐藏其间的时代密码，在为历史收藏年度记忆的同时，也勾勒出了这个国家现实的法治生态。     

法治中国新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10月20日到23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新蓝图。     

浅谈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区别

法治中国是我国继法治国家后提出的崭新概念,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思考和新要求。法治中国和法治国家两者之间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含义迥然,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属性背景、特色、维度、法治程度等四个方面。认清和辨明二者的关系和区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充分把握法治建设新的时代内涵。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     

法治论丛中的一朵奇葩--《法治论》评介

于向阳等同志所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治论》一书，作为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系列论著之一，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法治”这一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与研究。它犹如法治论丛中的一朵奇葩，必将在法学界、法律界乃至全社会产生极大的反响。     

关于法治与德治问题的思考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不同时代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从西汉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德治”学说，主张“德主刑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倡导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     

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的关系

在不同的语境下,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与把握程度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本文着重从民族主义的内涵出发,来探讨民族主义对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论党的领导与法治间关系的演进

综观党的历史 ,党的领导与法治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演进过程。深入研究这一过程 ,可以得出以下经验教训 :要正确处理这一关系 ,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必须坚持民主制度 ;党的领导是法治的前提 ,法治是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