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论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正> 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 1918——)是美国比较法和国际法、法律史、商法以及法哲学诸领域公认的权威,世界著名的苏俄法专家之一。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式》(以下简称《法律与革命》)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其创意始于1938年,至1983年问世,时间跨度竟达45年之久。全书洋洋洒洒不下70万字(据中译本),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堪称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     

浅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本文主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概念和内容、“重实体轻实体”的法律传统、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价值等多角度进行论述,进而论证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同等重要,共同实现公平正义.     

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

清朝末年以后的中国法律传统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这一现代法律传统又可以分为两翼:以吴经熊为象征的西方化的法律传统与以马锡五为象征的乡土化的法律传统。二者各具价值、各有自己的空间与领域。这就有必要正视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隔膜与对峙状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

重实体,轻程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与整个社会对法律和诉讼的偏见有关;与官吏的法律素养欠缺有关;与官府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对人的认知能力和人性的乐观判断有关;与中国人重直觉的思维方式有关;与熟人社会亲情意识和害怕因果报应思想有关;与中国古代的实体法内容有关。     

论刑法不典型

刑法不典型的客观存在使刑事法治统一性、确定性的理解变得错综复杂。从犯罪学视角对 75个刑法不典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 ,可以发现我国刑法中存在“总则趋轻 ,分则趋重”、“抽象趋轻 ,具体趋重”、“适用趋轻 ,法定趋重”等关系。基于规范资源的供应也应遵循市场规律的原理 ,应使刑法不典型的测量和治理更加理性、科学。     

论法文化视域下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与地位

法文化视域下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是整个中华法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爱的伦理判断、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与对青藏高原的社会态度等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体现了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藏族传统法律制度的精髓与核心。代表中华法系的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法源的中原传统法律思想与各种法律制度的总称,法文化视域下的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诸法合体,体系独特,内容丰富,是世界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影响深远。站在中国法治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这些本土性传统法文化,不仅对现阶段藏区社会的稳定发展有所裨益,而且对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立法,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效实施,丰富中国法文化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推动21世纪的中国法治建设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自身独有的精神和样式.中国法律起源于部落联盟时期,而初级形态的法律文化则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众议法”文化—神判法文化——先例法文化——定式法文化——制定法文化——混合法文化.中国法律独有的伦理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运行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中性、消极三方面的价值,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建设和立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的作用——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解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广博,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别于西方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即是"礼法结合",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道德不仅在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深深影响着当今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道德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进而从理论上阐述道德在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与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试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复位与反思

本文基于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复兴现状进行概括描述,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文中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独特之处逐一进行了反思,认为"取传统之精华,弃传统之糟粕"应该是研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应用之道。     

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移植是国家创建法律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法律移植中,接受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所移植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移植外国法律的条件下,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法律移植借鉴外国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进而得出结论:法律的移植必须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契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相契合,这是法律移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中国封建法再认识

封建法被人们看作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特征。但是,这一概念在中西法律文化中的内涵是有极大差异的。英国封建法孕育的有限王权和身份关系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法治资源,至今仍有影响;而以集权和家族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则与法治社会相去甚远。理清封建法在传统中国与英国的社会中的不同内涵及其与法治社会的源流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精神。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非规则型法”：贡献、反思与追问

寺田浩明对中国传统法进行总结，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规 则型法”相对，从法内部视角出发，揭示出中国司法的普遍主义理念，归纳了中国法的整体共性。基于 “非规则型法”的类型化指向反观西方，其规则型法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非规则型”的要素，可见其概 念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从求异和求同两种思维取向下进一步追问，则中国法“重刑轻民”、法律共同 体缺失、特定“信念、神话或意识形态”作为法正统性基础的成因，以及西方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等问 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非规则型法”概念固然存在以西方为标准参照、“非此即彼”的两分局限，但 仍充分展示了在多元立场下重新认知非西方法律传统的积极努力和探索方向。     

法条竞合的内涵与处断规则探析——以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法条竞合关系为例

两个法条构成法律上的竞合关系时,由于竞合的两法条间在量刑上存在轻重关系,在理论与实务界有所谓“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或“特定情形重法优先轻法”之争议.当法条间存在所谓特别关系、吸收关系、补充关系时,适用重法条还是轻法条并不当然视法条间的特别关系或是法条间的量刑轻重之比较,法条适用的根据应当是“充分评价”与“禁止双重评价”规则,以“量刑反制定罪”或“互斥排他的构成要件”、“特别法优先普通法”等思维来处理法条竞合并不符合量刑衡平原则,一方面被排斥的法条既可能对量刑存在参照价值,另一方面当特别法条未能充分评价犯罪行为时应当适用普通法条比附量刑,此外还应当承认“轻法条的量刑封锁作用”以实现量刑衡平.     

对《法律与革命》的思考

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J.伯尔曼集4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着重研究"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因素.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论教皇革命与教会法,第二部论西方世俗法律制度的形成.作者在一幅巨大画布上描绘了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演变的全景图,认为这些不同的因素共同促成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本书采纳传统与革命的视角,并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斯·韦伯学说进行了独到的评论,试图在前两者之外另辟坦途.     

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分析

法律文化是对法律实践的客观反映.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条件及物质生产方式不同,体现的法律实践就有所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中,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不断发生冲突与交融,本文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从法的本位、法的学术传统、法的精神三个方面对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阐述,促进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评介波格旦著《比较法》(1994年版)

<正> 波格旦(Michael Bogden)是瑞典隆德(Lund)大学法学教授。《比较法》是他一本近作。1993年以瑞典文在本国出版,1994年英文本由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P.O.Box23,7400GA Deventer/The Netherlands出版。据作者在该书序言中称,此书译成英文本时已对原书(瑞典文)作了许多修改。该书主要是供罗马—日耳曼法律传统国家的法律学科学生和法学家之用的,因而英美法的份量多于法德两国的法律。总的看来,该书是一本外国法和     

刍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法律文化分为外壳(立法、司法的基本方式)即"法体"和内核(支配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即"法统"两部分。本文试图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并认为该问题的研究将会对依法治国的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以中国近代移植外国法实践为中心的思考

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