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方式

对权力资源实施法律调控 ,需要以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并建立分权制衡体制。除此之外 ,还应注意对相关权力实行重点调控 ,注重以法律形式确认和保障权利 ,从法律上健全权力的责任追究制度。契约形式是区别于传统命令方式的权力资源法律调控的新形式。除法律形式外 ,权力资源的实现还有非法律形式 ,应当合理界分两种权力资源实现形式的适用范围     

论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构建——以预防原则为考察中心

在现代风险社会,管理风险、预防灾难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依法管理风险,法律调控范围向未来扩展。预防原则在法律制度中的引入,将法律防卫线向前推置,对传统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产生了挑战。在解构传统法律制度的同时,建构与风险社会相适应的风险法律制度是依法风险管理制度安排的需要,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预防的全新法律调控视角;不可能预防所有社会风险,要对重大危险进行预防并关注相关法律措施成本;确立嵌入概率论风险评估机制的风险归责原则;重新审视因果关系、实际损害等相关法律规定。     

论行政区划的法律调控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传统的以行政控制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行政区划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和功能定位,将其纳入法律调控的范畴。行政区划管理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如行政区划的设置主体与权限、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与等级、行政区划的设定标准、设置程序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对行政区划实行法律调控需要相应的立法保障,既要确立行政区划管理须遵循的法律精神,也需要建立法律调控的具体制度。     

税收调控的合法化与私权的保护

税收调控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税收调控不仅要考虑宏观调控的目的,也要注重对私权的保护。这是宪政的要求,也是法治国的体现。中国目前税收调控的失范状态,不仅导致了税收调控脱离了合法性,而且屡屡造成对私权的侵犯乃至践踏。因此,税收调控必须依法进行,走合法化道路,包括税收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化,依据的合法化以及程序的合法化等。     

宪政视野中的民主政治

宪政就是被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公共权力。宪政民主的价值是使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宪政民主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宪政民主的公共权力构建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宪政民主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社会力量的作用。     

道德调控与和谐社会心态塑造

和谐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它具体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和谐社会心态的塑造需要借助道德调控的力量.道德调控既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有效手段,也是塑造和谐心态的重要保障.确立道德调控的目标体系、运用多种道德调控手段、构建良性的道德保障体系、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的重要策略.尤其在社会公德方面,把"道德的应当"转化为"道德的必需",以强化民众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美好和谐的社会心态.     

关于宏观调控权的几点法律思考

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国家的权力,已经愈来愈对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了能进一步完善宏调控法制体系,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水平,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加强对宏观调控权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就对宏观调控权的几个理论题进行法律思考。     

性的自治与规制——在法律规则的视野下对性权利的一种解读

尽管人的进步是和性的解放关联在一起,但是法治意义上的性权利绝不是完全的性自治和性自由,性权利永远都是法律规则与制度下的权利,永远都是与性义务、性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它受制于社会规则,来源于社会合作。因此,性的法治是建立在自治基础上对性的法律控制。具体说,这种法律控制体现在婚姻形态的选择、国家对性资源的配置以及国家权力与私人力量的博弈等环节或过程中。     

论法的量

法是基于人的无穷欲求与有限资源的矛盾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并附依国家权力而最终形成的绝对权威。它是国家和公民的规范性生活 ,对每个公民、组织和团体进行着权威性的支配与调控。社会生活的变迁 ,结构的重组 ,意识形态的差异 ,社会分层的变动 ,制度规范的变革 ,使整个社会处于恒动的变态之中。既然社会是个变量 ,自然调节社会生活的法律也是一个变量。它随着特定的条件增减 ,以此作为对社会变动的“内质回应”。法的量是指法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 ,是法的规模、程度以及其构成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根据…     

公证的意义和作用

公证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项法律制度。公证在我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建设、法制建设以及国际交往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卫生法地位研究

卫生法是否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卫生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对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意义和标准重新构思的基础,认为卫生法在职能、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尽管作为独立的卫生法法律部门难以成立,但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以卫生法律规范和卫生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综合的卫生法学学科。     

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

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包括纯粹的情谊行为和转化形态的情谊行为。纯粹的情谊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是处于"法外空间"的纯粹生活事实,法律不应当过度介入这一社会生活层面的关系,否则将使得社会生活规则被破坏殆尽。情谊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受民法调整的民事法律事实,进入"法内空间"。广义情谊行为中的情谊合同、情谊无因管理、情谊侵权行为是纯粹的情谊行为的转化形态,也都已属于民事法律事实,进入民法的调整领域。爱需要法律,法律在规制爱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协调,以妥当界定"法外空间"与"法内空间"。民法面对情谊行为应该保持谦抑的态度,民法通过相应的技术调整手段实现对情谊行为施惠者的宽容、鼓励和必要的引导。     

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

当前我国法律的空洞化现象严重。法律空洞化是指立法风格简略、粗犷,法律的完整性、周延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不足,没有实质内容,可操作性差,从而导致法律的控制力不足,法律仅剩一个空壳甚至连外壳都没有的现象。法律的空洞化问题,实质上是法律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工具主义是法律空洞化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但从时代背景看,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则是一个纠结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复杂性问题。鉴于法律的空洞化和"政策之治"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国当前应加快向"法律主治"的转型。为此,要正确认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坚守法律的目的价值观,树立法律精细化的理念,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的法律控制,规范法律解释活动。     

刑法概念的法哲学问题

刑法的概念既重要又危险,而如何使其科学化却是被忽视了的法哲学问题。从刑法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出发,能够为重新理解刑法的概念开辟新路径。任何时代的刑法都是自己时代的公共道德与政治权力相互结合的产物,只不过由于政治权力的性质不同,这种结合方式亦会不同。现代刑法应具有对公共道德与公共政治进行双向控制的功能,而刑法生活是刑法道德基因所存在、表现的基本场域,回到刑法生活才是尊重和确证刑法之道德基因的基本途径。     

关于我国物权法体系结构的思考

法律的体系结构问题是一个按一定逻辑联系将法律规范加以排列组合的问题。各国民法典 (包括其物权编 )体系结构上的差异 ,原于体系设计者选择的逻辑标准不同。法国法系国家在设计其民法典 (包括其物权编 )的体系结构时 ,更注重调整对象标准 ;而德国法系国家在设计其民法典 (包括其物权编 )的体系结构时 ,则更倾向于法权形式标准。本文作者主张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来分配物权法与债法的内容 ,将作用于商品交换领域的抵押、质押、留置及让与担保等担保制度纳入债法规定 ,而不照搬德国法系国家的作法纳入物权法规定。对物权法内部的体系结构 ,本文作者主张除总则外 ,分所有权、用益物权、相邻权、占有与登记四个组成部分 ,以分别调整物的归属关系、物的用益关系、不动产相邻关系及无本权的动产占有人、不动产物权登记名义人与物之本权人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认为 ,这一体系结构有利于明确物权法内各制度各自作用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 ,张扬它们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功能 ,实现它们各自不同的价值。     

依靠法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研究

美好生活是人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想追求,而法治则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法治的平等原则确保人人拥有平等的人格、规定人人相同的地位以及赋予人人同样的法律机会,为人的尊严感的达致奠定基础.人民福祉是法治的根本目标,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确保不同群体之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地域发展上的互补...     

论对法律的违宪审查

宪法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控制、分配和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以达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的。而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是完成宪法功能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前提。在宪法所控制的国家权力之中,最主要的是立法权的行使,即作为立法权表现形式的法律。宪法对法律的控制,又可以分为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作为事后控制的基本方法是对法律实施违宪审查。而在此领域,我国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和制度上的空白。     

法律修改时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分析

修改法律要伴随着法律条文序号的整理,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基本上是采用全部条文重排的模式。但是,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序号重排模式具有严重的弊端,容易引起相关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修改,容易导致因修改法律而产生技术性的疏漏,容易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因此,在法律修改时根据条文删除或增加的情况,选用适当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是有很大社会效益的立法技术措施。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趋向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根本性改革是税法改革的重点。它直接关系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权益的合理调整。构建公司所得税法是改革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改革应通过合理配置税权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降低税率提高税收的效率,通过合理配置优惠政策,实现企业公平竞争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选择科学的税法理论、正确的税收政策与社会发展背景作为分析框架,是达到企业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的较好路径。     

软法与行政自制的控权机制探讨

以硬法与外部控制为代表的硬性控权管理机制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和外部主体对行政权进行强制性控制;而以软法与行政自制为代表的软性控权管理机制则强调行政伦理和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对行政权进行更具柔性和灵活性的控制。尽管软法与行政自制能够有效弥补硬法与外部控制的不足,但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控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