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关注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对提升青年生育意愿、改善我国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我国武汉市中心城区青年父母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在总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类型上,青年父亲更担心子女教育环境,亲子互动有压力;青年母亲生活调适不足,人际互动有压力.婚姻满意度是影响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首要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青年父母养育的重要桎梏,子女数量是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潜在诱因.为重构青年养育的生态圈,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三方面提出缓解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对策:第一,青年父亲加强育儿参与,青年母亲注重自我调适;第二,青年父母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加强亲职学习并做好生养规划;第三,政府适度分担养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三孩政策下青年低生育现象的成因及破解策略

本文以青年低生育现象、有何社会风险、缘何生成、如何破解为逻辑主线,着重从"不想生"的内在原因、"推迟生"的重要促因、"不敢生"的现实原因,即个体本位、家族观念、生存压力三个方面,探讨与分析青年低生育现象的生成缘由。针对上述成因,从完善普惠配套政策支持育龄青年"敢生能养"、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育龄青年"想生乐养"、构建新型生育文化倡导育龄青年"早生共养"等方面,提出破解之策。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新生育焦虑”的成因及缓解

一些青年选择独居是建立在理性考量的基础之上,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还有一些青年选择独居是受情感、经济等因素影响,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有转化和结束的可能。由于"独身主义""丁克"理念的流行与蔓延,加之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部分青年开始出现"新生育焦虑"。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外出流动对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影响--以L村若干青年农民为例

农民外出流动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必然趋势。青年农民外出流动对其自身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他们的生育观念也有巨大的影响。本文从是否生育、生育时间的选择、生育数量以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四个角度来分析这些外出流动的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现他们的生育观念与传统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不同。笔者从外出流动的角度来分析其现代生育观念形成的原因,得出要改变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必须先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的结论。     

职业青年工作压力及应对方式研究

当代社会的极速发展为职业青年带来职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压力,调查研究表明,职业青年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为工作家庭矛盾、工作超负、经济压力、组织支持、组织氛围、职业发展和技术更新七方面,多数职业青年能采取积极方式应对工作压力,其支持系统中家庭为主要支持力量,需要从组织及社会层面实施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组织和社会对职业青年应对工作压力的支持作用。     

关于共青团服务“两新组织”青年探析——基于对广州市“两新组织”青年的实地调研

调查显示,广州市＂两新组织＂青年迫切需要解决的5大问题依次为：＂提高工资收入＂、＂住房问题＂、＂就业指导＂、＂恋爱情感问题＂、＂权益保障＂。此外,＂70后＂青年的＂健康＂压力更突显,＂80后＂青年的＂家庭＂压力更突显,＂90后＂青年的＂学习＂压力更突显。基于对广州市＂两新组织＂青年的实地调研,了解青年的生活及需求现状,提出共青团有效服务青年的相关建议。     

当代青年的“恐育”心理和生育观

现阶段的青年生育趋向"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模式,"只生一个就够了"已成为主流生育文化。随着生育理性的觉醒和高涨,青年生育已经进入成本约束型阶段,在明确生育需要承担巨大花销、巨大责任和巨大压力后,一些青年患上"生育恐惧症"。     

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的关系研究

保证种族绵续是家庭最为基础的功能,然而在社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问题突出。本研究从家庭关系角度入手,探究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问题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研究发现,青年不孕症家庭夫妻关系呈现三种类型:风雨同舟型、怨声载道型、顺其自然型;代际关系呈现三种类型:和睦相处型、长辈公开羞辱小辈型、小辈拿长辈撒气型。文章讨论了当代话语下家庭关系变与不变的层面,家庭关系中代际关系、生育观念、家庭观念以及女性地位发生改变,而传宗接代观念、家庭主轴以及社会网络关系重要性不曾改变。这变与不变的背后蕴含着政策层面、医疗技术水平、城市化水平、传统观念与当代观念的制衡以及个体化思想的出现等一些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机制。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分析

工作一家庭冲突是当代女性发展面临的困境。工作一家庭双重冲突是.角色间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来自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时间、压力、行为等在某些方面是互不相容的,这使得女性在工作(家庭)角色的参与因家庭(工作)角色的要求变得更加困难。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方面有利于更好满足群众的生育意愿,促进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和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也使得现代女性工作一家庭角色的演绎更为艰难。     

关注民警家庭生活——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

2014年5月15日,是第20个“国际家庭日”。家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年来,在世界各国社会中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在我国,由于工作与家庭压力导致的生育与养育问题、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流动人口带来的外来家庭发展问题,也成为很多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全职儿女”现象：当代青年的社会避险机制分析

所谓“全职儿女”,是指与父母同住,通过承担家务劳动和提供精神慰藉换取父母经济支持的青年,形成“父母发薪、工作在家”的特殊代际实践。“全职儿女”现象与老龄化加剧、经济预期放缓、内卷泛化等现实问题相连,是部分青年面对升学就业压力策略性选择的社会避险机制。从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社会风险三个视角逐层分析发现,该现象是青年更为复杂深刻的反向逆行选择,体现自我探索成本加剧与回应社会时间焦虑;是青年与所在家庭的现代性碰撞,丰富了代际实践的内容;是风险社会中青年发展困境、家庭韧性及后疫情时代“疤痕效应”的综合展现。为避免该现象持续发酵,需切实改善青年就业现状,并重视青年问题中家庭的力量。     

重庆地区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调查分析

青年学生抗挫折能力是新形势下引人关注的课题。重庆地区大学生面对挫折的态度乐观,绝大部分具有较强的自我疏导能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社会交际障碍、情感危机成为引发大学产生挫折感的四大主要因素,可从学生、学校、家庭、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建立青年学生抗挫折能力的防御体系。     

试论农村集体化经济对我国农村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

五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急剧变更,农村家庭私有经济迅速转化为集体公有制经济。前所未有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促成了农村家庭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新的分化与组合。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导致农村家庭经济职能缺损,生产职能外化为社会职能。本文关切的要点是:农村生产关系及由其牵动的整个社会基本组织结构的巨大变化,是否动摇了我国农村传统生育文化的社会根基?是否淡化了传统的生育文化和抑制了传统的生育行为?上述问题的回答对诠释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社会成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人口生育“回潮”、“反弹”等人口现象及今后所面临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运行机制的变化趋势都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