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调解制度的构建

建立检察调解制度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助于预防重新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我国有必要在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支撑下,建立规范的、操作性强的检察调解机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解权,规定调解权行使的原则、条件和范围、程序;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调解协议的性质及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与效力已为法律所明确界定，法院调解协议、仲裁调解协议及其他调解协议的定性则争议很大。调解协议皆应定性为合同，现行法律赋予法院、仲裁调解中当事人的反悔权不影响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建议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以附条件合同来代替法定的反悔权。     

治安调解若干问题研究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法对因民间纠纷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非处罚性处理方法。究竟需要怎样的治安调解制度,应当将其置于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之中加以考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关于治安调解的原则性规定,治安调解适用的情形主要在该法第43条和第49条规定调整的范围内。治安案件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只需表明自己的权益受损,证明责任由警察担当。但不应将公安机关的证明责任绝对化,尤其是在当事人因民间纠纷提起治安处罚程序,要求公安机关追究对方责任的情形下,当事人应当对证明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治安调解的程序适用一方面应便于公安机关掌握纠纷事实真相,明确双方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另一方面还须为调解不成或者不履行协议的治安处罚服务。     

《新加坡调解公约》视域下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创新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实施对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面临概念适配冲突、个人调解制度缺位、调解机构及队伍不健全以及调解协议执行路径不畅等困境。对此,应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自主立法权的优势先行先试,通过明确“国际性”认定标准及商事争议范围、确立个人调解制度并赋予其与机构调解同等地位、加强调解机构的管理和调解员人才的培养以及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法律效力并辅之以相关的配套制度等方式,推动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同国际商事调解规则接轨。     

关于健全与完善公安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

公安刑事调解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相关规定，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法机关联合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规定对轻伤害等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司法实践中也大量存在公安刑事调解活动。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加上调解协议的效力不高，导致公安刑事调解活动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法律应赋予公安机关对部分刑事案件的调解权，明确刑事调解案件的范围和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并完善相关程序，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不知陈述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规定当事人不知陈述的效力,只是规定了拟制自认.我国在构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知陈述制度时,应注意是否允许当事人作不知陈述不应该完全取决于陈述的事实是否涉及当事人本人的行为或认识范围内的对象,而应考虑当事人对该事实是否履行了探知义务.当事人只要履行了探知义务,就应许可该当事人为不知陈述.法官在认定当事人不知陈述的效力时应充分行使释明权,并公开其心证,以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奇台县人大建言规范调解工作

近日，奇台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题调查组，深入县司法局、县人民法院、县信访局、西地村等地，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调查。调查组了解到，2012年1至8月，全县共排查调解处理矛盾纠纷986起，调解成功944件，成功率96％；当事人主动履行的调解协议936件，履行率95％。     

德江县龙泉乡开展调解培训

6月11日，德江县龙泉乡组织乡、村两级调解员进行了培训，有效提高了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当日下午，由龙泉乡政法委牵头组织乡纪委办、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国土所及村（居）负责人等共42名调解员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行政信访，《中华人民共和圜人民调解法》，农村矛盾纠纷调解的基本要求和调解方法，     

证人作证义务的法理学批判

证人作证义务以社会正义的实现为价值目标,视证人为国家司法权的义务主体,忽视了证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选择权,缺少基本的人文关怀,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法律应确认知情公民的作证权,公民在行使作证权时,应向法院履行出庭作证、如实作证的义务。     

治安调解中超越职权行为初探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在处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正确使用治安调解对于处理该类治安案件、缓解民间纠纷矛盾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有不少公安干警在运用调解时，出现了盲目调解、主观臆断和当和事佬等超越职权的行为，一方面损害了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公安干警专职权有损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因此，我们强调治安调解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减少治安调解中超越职权的行为。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与调解——基于剑河县林权纠纷的调解实践

文章借助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案件社会结构理论,侧重于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分析调解所处的纠纷解决社会结构,通过对当地最为典型的林权纠纷各类型的性质、起因及结构要素不同组合方式进行剖析,展示出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对调解运行的深刻影响:纠纷当事人之间目前的熟识或面熟关系使纠纷趋于依据大量民风、民俗和伦理道德等地方性知识,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常规资本和个人性格、气质等非常规资本的分布、组合状况有力地制约着调解结果;一方或双方的支持者常常在调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会改变调解的走向,甚至决定着调解的成败。     

强制调解理论探析

自愿原则是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是司法实践中强制性因素的介入,促使了一种具有特色的调解制度——强制调解的兴起。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观念的指引下,强制调解在司法领域备受推崇。但是,有关强制调解是否应当被采用的争议还是层出不穷。要搞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强制调解进行法理分析。     

以诉讼调解促司法和谐

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深入人心,符合中华民族“和为贵”、“息讼”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理念。诉讼调解具有定分止争、彻底消除矛盾、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以及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优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新时期,应充分发挥调解优势,以此促进司法公正与司法和谐。     

论警察行政调解

警察行政调解是建立在既有的警察治安调解的基础之上 ,行使其行政权能的一个重要方法。它的适用对象应该包括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和对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赔偿部分。警察行政调解对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显著 ,但需在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合法原则的指引下进行 ,同时对其具体操作程序也需要科学构造     

息讼市场与利义融合——转型时代律师促进调解的可能及其实现

承担起促进调解的职能是转型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律师应有的理性认知和社会担当。律师参与调解具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积累,明确的服务内容和利益结构。律师参与调解有助于提升调解质量、提高调解效率、防范调解异化。为发挥律师对调解的促进功能,执业律师务必夯实专业基础,准确把握调解框架,丰富社会阅历,洞察纠纷成因出路,努力引导当事人迈向合作,达成自身经济诉求和正义责任的统一,并推助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大陆法院调解书在台湾地区的认可

当前,当事人持大陆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向台湾地区申请认可时,多被驳回,其原因与两岸调解制度差异有关,也与两岸离婚制度的差异有关。在两岸调解离婚制度趋同的背景下,台湾地区法院应循《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所确立的互惠原则,将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纳入裁定认可的范围。同时,大陆也宜明确调解书的性质为裁定,为离婚调解书及其他民商事调解书在台湾地区的认可创造良好条件,促进两岸民事司法互助的发展。     

论立案调解程序的附加功能与规制——以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为视角

立案调解,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法院处理纠纷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各级法院的审判实务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有效地把很多争议解决在了审判程序之外,降低了法院的收案数量,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而且对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激烈对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真正做到"息诉服判"、"案结事了"。然而,随着立案调解实践的发展,它的一个附加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即立案调解可以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通过某法庭在实行立案调解程序前后各项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从实证角度可揭示出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立案调解能够促进审判效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立案调解的四个附加功能的角度,即诉前送达程序、繁简分流功能、心理疏导功能、庭前准备功能。在立法中应对立案调解进行必要的确认和规制,以保证其运行的合法性,更好地发挥其功效,促进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大调解视野下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再思考

在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相较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而言,行政调解目前处于短板地位,规范层面行政调解统一立法的缺失和认识层面相关主体行政调解意识的淡薄分别是其形式原因和实质原因。针对此,首先应当明确行政调解内含的比较价值优势,如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专业性、彻底性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然后通过提高相关主体对行政调解性质和纠纷解决功效的认识、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和建立有效的行政调解保障机制三方面举措来建构完善的行政调解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新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已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制度,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     

略论“保密条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彭宇案”和解协议为例

＂：保密＂是商业行为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所广泛采用的一种措施。在民事调解中,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保密条款＂也被广泛运用。当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保密条款运用不当可能会带来不良社会后果,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好心救人却要赔偿＂的彭宇案就涉及到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矛盾。文中以彭宇案为例,探讨了＂保密条款＂合理运用的司法与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