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变迁

古代掌权者为了使其权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服从,总是运用各种手段对其掌握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严密的论证:由追逐"天意"、标榜"神授"逐步发展到"权源于德",到了近代才转向"权源于法"。在现代中国,"权源于法"的思想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但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研究仍然意义深远。     

仁德政治与权力中心主义——对传统中国政治逻辑的解读

通过对传统中国政治理念和思想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中的政治逻辑和发生机理。传统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缺乏合法性追问的权力中心主义。这种现实政治的特征,与传统政治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政治在权力中心主义的实现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强化了道德政治的思维和理念。两者相互攀援,共同作用,终于形成了十分稳定的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的实现逻辑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社会社会公众对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感情归属感及其政治参与支持度。政治认同的确立及持续不仅与该社会政治权力分配模式相关,还与其政治权力主体的信仰言说有关。在政治认同模式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着对于社会基本正义的承诺,它作为社会主义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成份,为我国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构建提供了道义上的诠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构建,关键在于取得全体国民的政治认同,并得到全社会的自觉践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需要坚持文化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促成社会文化资源整合与社会阶层利益整合的统一、坚持文化理念与社会制度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获得政治认同的重要保证与时代要求。     

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政治稳定

本文从维护政治稳定的角度论述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政治稳定的内涵包括政权稳固和政治合法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就是国家政权巩固的关键,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政治合法性的标志,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目的就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将有助于实现和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     

“八荣八耻”与公民道德

中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美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塑造中国人重仁、重义、重礼、重孝、重和、重生的品性。古代圣贤名士的励志格言，为后人广为传颂和践行。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显然，这些格言信条对中国人形成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共决策合法性证成——论复兴同意的审议民主之想象

在林林总总的政治学说中，合法性理念是一个久谈不衰而且常谈常新的话题。一项公共决策做出之后，国家何以拥有权力强制公民服从决策结果，公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服从公共决策的结果呢？这便是合法性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要采取规范的研究路径来阐释同意是合法性的归依。相对于自由民主中同意的危机来讲，审议民主复兴了传统同意理论，担负起拯救合法性的重任。     

合法性视阈下的软实力分析

文化、国际制度与国际形象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力量源泉。文化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魂,国际制度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形,国际形象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基。中国架构通向合法化之路的软实力桥梁,要注意协调好三对关系：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软实力与合法性资源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略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转移。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渗透到政治领域以外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经济、社会领域受到国家权力的被动支配，     

政权合法性的巩固与"三个代表"思想

合法性概念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政治权力合法性既要从经验事实上来理解,又要从价值上来把握.中国政权合法性源于经济繁荣而得到巩固,与此同时,又要面临社会阶层分化和改革负面影响的挑战.巩固中国政权合法性最主要途径就是贯彻执行"三个代表"思想.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选举制与政治现代化:法国案例

正选举制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运作机制,它是国家权力机构和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选举权是一项保证公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基本权利,通过选票,公民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从代议制发展成熟的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选举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挑选统治者,它还是一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选举制实施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结构逐步分离,权力逐步世俗化和多元化,政治文化走向文明化,公民的政治生活从暴力革命、起义逐步走向用选票说话。     

科学技术·人·民主政治

科学技术犹如毕鲁克的魔方,显示了无穷的威力,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试图从科学技术、人、民主政治这一角度,探究现代科技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 一 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 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 人,既是科学技术的主体,又是民主政治的主体。人的主体地位如何,直接关系到以公民权力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水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     

礼，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礼乐文明有所了解。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程序主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范式演变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思想家一脉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正义、善、公共幸福等规范概念居于核心地位,规范主义是当时合法性思想的基本范式。随着19世纪末以后传统规范哲学的衰落,以及现代政治科学的兴起,合法性概念的提出者韦伯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就成为合法性研究的主流范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先后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和审议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这两股浪潮为合法性理论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图景——程序主义合法性。程序主义合法性模式的特点是既重视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价值规范,同时更注重价值规范形成确立的实践过程——公共审议;其实质是主张经由审慎理性的辩论协商程序以达致一种“辩论的共识”。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关键在于建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理念上从“国家优位论”转为“社会优位论”,实践中实现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制衡,同时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威,从而形成多元权利与公权力的互动博弈,实现由线状控制向网状控制的转化。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中国政治信任的文化来源

不同于西方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在天道观与宗法制的影响下。形成了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建制，也促使中国社会在差序性的社会结构与情理的社会特征基础上建构了政治系统的属性。而儒家思想不仅强化了这种社会组成方式。更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提供了细致的规范。它通过孝、忠的连续统，规范了中国人对于政治系统的态度。而这种具有伸缩弹性的身份等级结构，以及对于权力权威看法的权威文化，影响着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产生与表现。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取决于两种力量,一是暴力（权力）,一是合法性力量（权威）。暴力（权力）尽管可能是最便捷、省事、有效、彻底的＂利器＂,但它只具一时之功,难有可持续性。许多研究表明,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还在于精心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有着多重基础和来源：责任论合法性、绩效论合法性、正义论合法性、意识形态论合法性、文化论合法性、组织论合法性等。     

传统权力与现代权力当论

权力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在非政治的社会生活领域，权力也是普遍存在和十分重要的一种现象。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和管理学等许多学科都把权力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与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权力来源的研究。古代学者强调权力的神学性质，     

互渗与回环: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文学与政治关系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文学通过叙事的方式对政治合法性进行原初建构。文学经由文化政治为精英和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剧本,而国家权力对文学的介入的主要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干预。但是,文学“元叙事”对言说的质疑,又构成了对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