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规范与实践之间的断裂与弥合——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保护制度的完善

前科是指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事实’，前科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对具有犯罪前科的人的各种权益产生法定或者非法定的影响。对犯罪前科的影响进行限制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收缩犯罪前科的范围；二是在满足一定时限或者条件下进行前科消灭。为了减少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障碍，降低再犯的可能性，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未成年人前科的保护制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前科保护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一是前科制度与人事档案制度、政审制度相结合，导致了“一朝犯罪，终身为罪犯”的后果；二是对未成年人平等权的司法保障薄弱。因此，该制度仅仅停留在法律的规定上，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实践中只见前科，不见前科保护。我国现有的前科保护制度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保障，一是要建立犯罪记录登记制度；二是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三是加强未成年人平等权的司法保障。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完善

前科消灭是指曾受过有罪判决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其有罪或者罪及刑记录的制度。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建立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普遍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是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的方式、消灭的条件、消灭的法律程序、法律效果等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重新犯罪角度浅议勾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应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本文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与购销“前科”制度的关系，以说明建立勾销“前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冲突中的选择：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前科制度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把犯过罪的人与没有犯过罪的人区别开来,并由此限制有前科者的权益。标签理论揭示了该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推进了前科消灭制度的发展。在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形成了对我国现有法律和社会心理的挑战,但基于新的价值理念,即人道主义和刑法谦抑精神,我们应当尝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山东乐陵对失足未成年人实施“前科消灭”

为了帮助触犯刑罚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山东省乐陵市近日启动实施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对未满18周岁的犯罪未成年人将销毁其有关犯罪记录，其就业、就学、担任普通公职等权利将不再受到限制。乐陵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近日下发的《乐陵市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施细则》规定，     

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检察监督

2019年底未成年人"两法"的修订,使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再次受到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自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不同的实施细则,已封存犯罪记录泄露事件多发,司法机关对封存标准的把握过于机械等问题显现。对此,建议检察机关加强相应的监督职能,由最高检牵头起草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封存实施细则,对泄漏已封存犯罪记录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追责,并对重罪记录封存未成年人进行后续考察。     

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证研究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提上正式的日程,这不仅为依法惩处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社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更为未成年人罪犯复归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通过对403名法官、323名公众、24名律师和1400名未成年人罪犯的调查和实证研究,笔者试图厘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从而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为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新的思路。     

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成长中的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兼具不稳定性和可塑性的双重特点，与成年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前科问题而言，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前科制度和成年人前科制度理应有所区分，并应综合考虑犯罪标签的心理影响和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复归社会的现实困难，最大限度地弱化前科的消极影响。通过阐述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理论和现实价值，并结合长期审判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美国少年司法面临的挑战

少年法院起源于美国.美国少年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不具备刑事程序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民事程序,因而,其处理也是非罪化的民事处理措施.但是,近20年来,这一做法被认为有损社会公正和公共秩序,出现了少年法院放弃对部分少年案件管辖的现象.少年司法的民事性质这一提法既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也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罪化处理可以通过不起诉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来实现.     

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记录消灭制度初探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已经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司法机关亦作出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司法解释，并在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主要从检察环节讨论如何对未成年人开展前科消灭制度。     

论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确、《刑法》第356条的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毒品犯罪"从重从严"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轻从宽"的刑事政策冲突等原因,解决未成年人究竟能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需要考量刑法对再犯(包括累犯)的评价体系,结合法律解释原理,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和法律的双重破解。既有的通过竞合理论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来对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进行论证的思路,其结论虽然可取,但论证理由存有瑕疵。要论证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需要梳理我国刑法对再次犯罪的评价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关系,特别是累犯与再犯刑法评价的异同,结合刑法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进而得出未成年人不能构成毒品再犯的结论。该结论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评价体系,也顺应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从宽的趋势。     

前科消灭制度辨析——以“淡化”替代“消灭”

前科这一刑法理论中通行的专业术语，在我国的刑法典中却没有明示，但是学著们均认为刑法典第100条是对前科报告的规定，鉴于前科报告的弊端，要求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是学界一致的呼声。本文试从刑法学、犯罪学以及社会学的角度对前科以及前科消灭进行分析，认为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立法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推进“淡化前科”的观念会取得异曲同工的成效。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在检察机关的适用

前科制度在预防和打击再次犯罪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社会防卫的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法治进步,前科制度的永久保留性缺陷亟待弥补和完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司法部门,应在检察工作中构建并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并合理构建相应职权与责任,为保护未成年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浅谈少年司法跨部门合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的探索实践

笔者根据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余年的少年审判工作实践，论证了关于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跨部门合作，形成防控体系的观点。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党政机关、学校系统、心理咨询系统、社会团体和社区系统等部门之间的合作，采取包括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矫治、推选特邀陪审员行使社会调查权、对触法未成年人有效实行司法分流、对未成年人轻微刑事犯罪实行前科消灭制度等措施，能更有效地预防和矫正青少年违法犯罪。     

论贿赂犯罪防控对策——以行贿罪轻刑化为视角

贿赂犯罪是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犯罪之一。由于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加之我国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特殊侦查手段远远少于法治发达国家,造成部分贿赂犯罪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导致对贿赂犯罪打击不力。而人们将之归结于司法机关对行贿人的放纵,甚至有学者提出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贿赂犯罪,应当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对行贿人施以重罚。根据法律规定,行贿和受贿都构成犯罪,都应当受刑事处罚,如果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无疑使行贿人和受贿人为逃避刑事处罚而无形之中结成利益同盟,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办案难度。在当前形势下,要重点打击受贿犯罪以遏制贿赂案件的高发态势,应当坚持对行贿罪的轻刑化处理。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累犯规定浅析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的规定,不利于为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是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也是新刑法典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精神相违背,与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方向相违背。     

优化家庭功能：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键

从宏观着眼的犯罪防治应从微观着手,而家庭由于其所独有的特性与功能,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发挥着学校和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巨大作用。当前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应凸显家庭的重要地位而不是把家庭、学校、社会的作用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从家庭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来看,对青少年犯罪行为有直接影响的是家庭的功能缺陷而不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所以,优化家庭功能,才是当前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键,这不能仅仅期待广大家长的自觉,而要转变传统观念,把法律的触角毫不犹豫地伸向家庭,在法律上做出规定才是切实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