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初步尝试

今年以来，我们莱州市检察院加大了出庭公诉改革力度，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到目前共有１０余起公诉案件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种做法强化了公诉人的指控效果，减少了控辩双方在某些问题和环节上的无谓争论，消除了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由于侦查机关办案过程不公开而产生的猜疑和误解，从而大大提高了公诉质量，取得了良好的庭审效果和社会效果。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和证实事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目的是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再证实而不是对案件事实的直接证实，是对案件侦查过程的证实，而不是对案件事实过程的直接…     

刑事侦查中的证据调查思维特征

侦查思维是侦查人员在侦查办案中的思维活动,是侦查人员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案件中时、空、人、事、物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思考,以达到对案件本质的认识。证据调查思维是侦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案件侦查必须以证据为核心,刑事案件侦查的全过程可以说是证据调查的过程。侦查人员作为刑事案件侦查的主体自然就成为证据调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适用分析与立法完善

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作证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时出席法庭,接受控辩双方以及人民法院的询问,就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以及侦查过程中所接触的案件事实和搜集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作证,以查明案件事实的司法制度。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正式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这一制度对指控犯罪和     

审讯策略探讨（上）

审讯,在刑事诉讼法中称“讯问犯罪嫌疑人”,包括在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讯问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人员依法进行的讯问,以及法庭审判中的讯问。本文仅就公诉案件在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所运用的策略展开讨论。故本文所称侦查阶段的审讯,是指公诉案件在侦查阶段为查明案件事实,证实犯罪,由侦查人员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质证和调查的一种侦查活动。(以下简称“审讯”)一、审讯在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审讯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同时又是法律实体上一项重要的侦查活动。在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规…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和程序

侦查人员因其职务行为,无论是在案发时抓捕嫌疑犯,还是进行勘查、检验、讯问等侦查活动,均可以作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在必要时出庭作证。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证人,就其执行职务过程中获悉的案件事实和相关情况向法庭进行说明,其作证程序应与一般证人有所区别。为保护侦查人员的安全,对于从事缉毒、反恐、打黑等特殊任务的侦查人员,在必要时可以视频屏蔽方式出庭作证。     

建议侦查人员旁听庭审

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的工作一般以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为终止，往往不大关注对移送起诉后案件的审查和审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的工作应延伸到法庭审查阶段，直至所办案件作出有效判决。此阶段的工作除与审查起诉部门和审判机关加强沟通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侦查人员参加庭审的旁听。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有利于提高侦查水平。侦查人员参加本人侦查的案件的庭审旁听，是对自己所办案件的一次全面检阅。侦查人员在旁听过程中能及时了解听取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有无遗漏和忽略之处，证人是否改变证词，被告人是否…     

浅议反贪侦查谋略的运用问题

反贪侦查谋略是指反贪部门及侦查人员在职务案件侦查过程中,为了发现、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而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综合运用各种措施,结合一定的侦查经验而制定的对整个侦查活动起指导性作用的计谋和策略。在侦查工作过程中,谋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居于首要的地位,谋略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始终。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更趋智能化、隐蔽化、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要顺利侦破案件,就必须能够恰当而巧妙地运用侦查谋略。     

浅谈反贪工作中侦查人员的能力要求

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案件能否顺利侦破。怎样才能对侦查能力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呢？本文结合反贪办案工作的实践,谈谈作为一名侦查人员所应该具备的能力。     

命案侦查初期怎样制定侦查方案

侦查方案是指在案件侦查中,为了保证侦查破案工作顺利开展,侦查指挥员在勘查现场、分析案情、研究作案人作案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的指导侦查工作的具体方案,是侦查指挥员指挥案件侦查的指导思想,也是侦查人员开展案件侦查的行动指南。侦查方案是否科学严谨、符合客观事实,将决定整个案件侦破工作的成败。因此,侦查方案的形成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本文针对命案侦破工作。侦查方案制定前需要做好的工作集中精力,认真参与现场勘查工作现场勘查是发现、收集犯罪证据的重要过程。作案人在犯罪现场遗留下的形象痕迹和反映出的印象痕迹,是我们确定侦     

浅议逻辑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职务犯罪侦查中有效运用逻辑推理有助于提高案件侦查效率和案件质量。本文结合案例对逻辑推理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作用进行了简单分析，以期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能充分认识逻辑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的作用，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健康发展。     

程序法律论证基本问题研究

获得合理的裁判结论最终是追求实体问题的合理解决,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实体问题本身,忽视了程序性证明对实体性裁判结论的影响。法律论证由实体法律论证和程序法律论证组成,通过程序法律论证体系的构建,其所涉及的程序法规范论证、程序性事实论证、逻辑推理方法论证、程序性结论论证等能阐明其论证范围及对实体裁判结论的影响,以获得程序性证明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重构——以诉讼效率为视角

诉讼效率指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诉讼收益主要体现为发现真实,而诉讼成本主要体现为证据的收集与认定成本。证据排除规则既可以保障发现案件真实,亦可以保护其他合法利益,但我国目前的证据法没有能够从提供诉讼效率的角度去设计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诉讼法中不同的诉讼采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辨认笔录证据能力问题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辨认笔录作为新型的证据种类为新《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在辨认程序缺乏立法规制的情况下,如何对其可靠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成为实践中的难题。"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初步确立了辨认结果的审查判断规则,为法庭审查和采信辨认证据提供了一定的根据。但是,在辨认录像制度、见证人在场制度以及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尚未有效确立的情况下,对具有"传闻证据"性质的辨认笔录采用书面审查的方法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不但难以发现辨认过程中存在的程序瑕疵和程序违法问题,而且无法完成对辨认结果可靠性的实质审查任务。本文针对我国侦查实践中常用的列队辨认和照片辨认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审查内容和方法,对"暗示性辨认"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规则。对于辨认结果证据能力的认定,可以借鉴美国的"总体情况规则",采用"可靠性"判断标准,对于违反辨认规则获得的辨认结果,并不当然否定其证据能力,当该结果获得了"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突破与局限：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适用研究-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为中心

如何理解特殊侦查措施，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将特殊侦查措施视为秘密侦查的等同物，是符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立法精神与宗旨的理解。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长期以来在我国不具备证据能力．必须经“转化”以后才能使用，由此导致诸多执法困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虽然力图突破这一长期困扰审判实务的难题．但...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为视角

2010年7月1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正式实施,该规定第23条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时应当着重考察的若干事项。鉴定意见作为现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之王”,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死刑案件中扮演着“一纸定生死”的角色。通过对《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进一步明确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及证明力,有助于切实保障案件裁判的司法公正、维护案件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     

刑事人身辨认证据种类辨析及相关证据规则的适用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辨认笔录第一次以法定证据的形式出现在了我国的刑事立法中.随后出台的配套司法解释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人身辨认证据规则体系,这改变了长期以来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于法无据、作为侦查线索运用混乱的失范局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规范层面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完全消除理论上对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方面的争论,人身辨认在证明对象、心理机制和证明方式上与相关言词证据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身辨认证据规则的适用增加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界定入手,探究辨认证据在证据规则适用上的特殊问题,力图强化辨认证据的审查判断,以降低错误辨认的可能性及其对案件实体结果的不利影响.     

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

作为法律判断根据的案件事实区别于客观事实和规范事实,案件事实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依据规范的事实要件构筑的。案件事实及其判断既为法律规范所规定,又为社会生活实际所制约,兼有主客观共居的属性。案件审理中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不是两个可以简单分开的阶段或过程。案件事实和可得适用的法律的发现及其判断,几乎是同步进行并相互制约的。     

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司法人员如何运用证据依据法定证明标准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决定司法裁决正当性的基础性问题。对此,要正确运用证据法定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就应握以下三点:定案证据的适格性、法律推理的合逻辑性、证据事实符合经验法则。     

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一个与自由心证密切联系的范畴。它不仅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证明责任的最低标准,同时也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心证标准,是一个具有主客观双重性的法学概念。本文以证明标准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比较法的视角审视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以获取关于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有益启示。最后在分析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所存在的问题的前提下,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征,提出在法定证明基础上的自由心证证明模式下,建立多元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论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选择

量刑事实作为案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取决于量刑证据的适用。要确定量刑程序适用的证据规则,首先要确定量刑事实应该采用的证明模式,证明模式的选择事关量刑裁判的公正性、科学性,是量刑程序进一步改革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对法定量刑事实采用严格证明模式,对酌定量刑事实采用自由证明模式,符合法律的现行规定,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