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也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贸易不平衡、纺织品特保、对华反倾销等问题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经济利益的争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等是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贸易摩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布什政府对华"新阶段"贸易政策浅析

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美国适时出台了"新阶段"对华贸易政策.该政策在重点强调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核心原则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应该以一个"成熟"的"贸易强国"的身份积极、全面地参与对发达国家适用的国际协议与国际组织,从而让美国厂商获得更多的中国市场准入机会.该项政策的出台,是美国秉承其"融合战略"主导下的"引导"和"塑造"同步推进的政策,其实质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延伸和拓展.     

中国海外高铁“政治化”问题研究——以印尼雅万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与对象国发生经贸摩擦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存在"经贸问题政治化"的现象。文章以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为例,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雅万高铁项目"政治化"问题的表现,包括项目的目的、性质和建设。文章认为,雅万高铁项目的 "政治化"甚至"国际化"问题,是印尼经济发展疲软背景下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而非中印尼两国国家利益与战略冲突所致。因此,在"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中印尼两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将成为深化中印尼两国双边关系的基础。虽然"政治化"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印尼国内,但经贸摩擦的"去政治化"和有效解决,将有利于中国高铁顺利地"走出去"。因而中方应采取措施以缓解中国海外高铁"政治化"的上升。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选民利益及其影响——以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为例

在美国的选举体制下,中美两国在贸易上的高度相互依赖意味着巨大的选民利益,而中美贸易摩擦势必对选民利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鉴于大豆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全美大豆产量排名前100和倒数100的县为样本,采用最可能案例和最不可能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2016年和2018年国会众议院选举共和党的得票率,以期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对华大豆出口急剧减少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与2016年相比,共和党的得票率在2018年有显著下降,但无充分证据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对21世纪初叶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思考

布什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面临冷战结束后的第二次抉择.美国政府从维护"一超"的国家利益出发,已将2015年前后的中国视为全球性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开始构筑一个对华的战略包围圈.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本质,使中美两国在新世纪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然而,中美两国的矛盾并非不可调缓,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界要以务实和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政治必然引发美国经济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各类涉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均通过各种方式对白宫和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其游说的规模和力度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围绕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相提并论。反对加征关税的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这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分配、利益集团对中国的集体抱怨、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因素有关。在中美经贸磋商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极力压制美国商界的诉求,但不得不安抚和照顾利益受损的农业集团。美国跨国资本的逐利性、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举措等,将不断扩大美国国内支持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的"赢集"。同时,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将对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后者也将从不同的方向持续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非经济功用

本文考察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及其利益基础的历史变动,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国内政治因素和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三个方面剖析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非经济功用,探讨了这一政策与中美政治关系的互动关系.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偏离了这一传统,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重构中美贸易关系的构想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等诸多极端贸易政策也付诸了实施。特朗普政府运用"安全化"这一过程,将极端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由此将其看似不合经济逻辑的激进主张转化为合法的、可执行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者短期内不会沉寂,意味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之理想。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韩经贸合作

中韩建交以来,双方经贸合作基本处于不断深化的态势并发展成为重要贸易伙伴关系.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贸易摩擦、日韩贸易冲突等对中韩未来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与韩国同属外向型经济体,受国际市场环境影响较大,为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冲击,两国可以通过强化战略对接、创造新合作机遇以及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等方式深化经贸合作,以共同维护国际市场稳定、国内市场开放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编后

在第3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本期专论刊发了多篇有关美国贸易政策问题的文章。倪世雄、李淑俊的文章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作者认为美国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公众与国会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的博弈最终导致美国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屠新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两党政治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     

“拉森”号事件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拉森"号事件是美国对华南海举措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局面的形成,此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该事件起因于美国反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经过5个多月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才最终付诸实施。该事件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强硬南海政策的内部整合,威胁并逐步动摇了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基础。该事件之后,美国在支持第三方同中国在南海对抗上更倾向于采取武力威慑举措;而对华武力威慑举措往往难以奏效,美国国内强硬派便寻求重新设定中美关系以扭转局面;由于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和美国大选时间上耦合,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设定的呼声增强。这些趋势已经为中美关系发展进程大体证实。     

中俄经贸合作关系新析——经济利益的视角

中俄经贸关系中始终存在并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与困难,其中问题与争议的焦点,集中反映了两国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本文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的视角对此加以分析,认为中俄经贸合作中的问题与矛盾的深层原因,可从中俄经贸"经济互补性"的局限、"成正比发展"的困境以及"经济利益论"抉择等方面加以探讨。为此提出,要进一步发展中俄经贸合作关系,就要真正巩固中俄之间的国家政治经济互信,努力寻找中俄双方核心利益的契合点,同时,对俄罗斯未来的前景应有战略认识。     

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看中美经贸关系

有学者将目前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制度安排和经贸状况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双方在新体系下都有各自的利益,因而新体系尽管在短期内可能运转良好,但从中长期来看非常不稳定.新体系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关于"和谐世界"与"民主联盟"的比较研究——以东盟为例

"和谐世界"是一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外交理念,"民主联盟"是一种宣扬美国价值观,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一种文化外交理念."和谐世界"与"民主联盟"在东盟问题上展开的角逐,也代表着中美两国软权力的较量.本文通过对两者在东盟问题上实践的目标、影响、阻力和前景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对两者进行一个较系统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