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的转换

从执政党的视角分析,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的再次转换。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绩效再到社会状态的转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执政党应该着重解决好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执政效率与执政公平、发展好与发展快的问题。     

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形式要件

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具备执政资格和平稳执政的前提,而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保证,同时,也使其具备了执政合法性的实质要作,而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使党在新时期获得执政合法性有了可靠的形式保障。因此,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严格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行为的法治化,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好党法关系和党政关系。     

不要忽视党史研究成果转化问题

加强党史研究成果的科学转化,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我们要积极开发和利用好党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党史文化固有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加强党史研究成果的科学转化,有利于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和理论依据,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和宪法权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全体社会成员对其执政理念、核心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努力保持党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政治动员力和政治凝聚力,必须善于不断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自身辉煌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与启示——基于政治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执政党在利用政治合法性资源过程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环顾全球,大多数政党执政以后在意识形态上普遍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执政合法性受到冲击,有的政党甚至丧失了执政地位。我们要摆脱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中解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避开意识形态合法性陷阱的关键。     

新时期执政党监督的制度创新探析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是现代国家的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如 何应对这一挑战也事关存亡,保证权力使用的正当性,执政的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巩固的前提和基础。为此,加强执政党监督特别是制度监督,是有效反对权力腐败,实现执政党永葆青春的稳定机制。     

论执政党意识形态适应性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中国共产党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及其执政理念的变化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关键性自变量。从理论坐标上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关联体现在执政党合法性重塑、适应性转型以及政治发展推动力等方面。从现实坐标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改革式重构"和"发展式转换"两次意识形态变革,这从不同层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从发展坐标上看,执政党要增强意识形态实践性、认同性、包容性以应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挑战。现阶段"中国梦"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创新,为探索中国政治发展开辟出新的前景。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伦理观

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她折射的是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价值渊源和逻辑关系上全面诠释并明证了当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认识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党一贯非常重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有着内容丰富而又各具特色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关注合法性的军事基础;邓小平着眼于发展问题;而江泽民把合法性归之于党的先进性。研究并继承、丰富和发展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具有重大的意义。     

理论创新能力的萎缩导致苏共执政合法性丧失——基于与中共比较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党推翻旧制度的理论指南,也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其共产主义愿景和它所提供的世界观、方法论,足以在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过程中承担执政党的合法性论证功能、政治凝聚功能、政治动员功能以及政治录用功能等.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尤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执政党的苏共,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依赖是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企及的,它在执政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也是无与伦比的.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