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来公共政策变迁——中国社会政策60年

社会政策是旨在提升公共福祉的国家行为。国家实施社会政策，目的是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满足社会需要。因此，经典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导向。按照英国福利国家的设计者贝弗里奇的分析，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五大恶”：贫穷、疾病、肮脏、无知、失业。受贝弗里奇的影响，传统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社会保障政策（解决贫穷问题），医疗卫生政策（解决疾病问题），住房政策（解决肮脏问题），教育政策（解决无知问题）和就业政策（解决失业问题）。     

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考察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官僚执行问题和自由裁量权问题,它为分析基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利益差异是导致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梗阻的内在动因,这些利益差异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之间、政策执行主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乡镇政府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以及利益群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从政策执行主体角度出发完善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强化公务员公共精神,树立良好的执行心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     

论政策问题构建的逻辑与程序

政策问题的构建是政策分析的第一步，政策问题的构建应当以社会问题为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过程，政策问题的构建是一个由多阶段、多环节组成的连续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潜在政策问题的搜索、政策问题的描述、解释、预测以及对策研究等五个阶段组成的。只有严格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才能减少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的失误，才能使真正的政策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政策分析的科学地位也才能因此得以提升。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及治理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议程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对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偏离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理论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气候变化引发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国家作为新气候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不容忽视,从国家层面研究气候政策创新对于气候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界定气候政策创新的概念与内涵,梳理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发展进程——从减缓政策到适应政策,接着从政策发明、政策扩散和政策评估三种视角考察了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来源、动力和影响,最后对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研究现状和不足进行了总结,以期为我国气候政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带来启示。     

欧盟禁毒政策特点解析

欧盟禁毒政策本质上是共同体成员国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间协调与平衡的结果。毒品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敏感性、复杂性造就了欧盟禁毒政策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政策归属的模糊性、政策形成的复杂性以及政策职能的辅助性等方面。随着“欧盟2005-2012年禁毒战略”的出台,共同体成员国将围绕毒品问题在各种利益间进行不断的调整与重新整合,欧盟禁毒政策中的部分原有特点将随之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中国公共文化经济政策探析北大核心CSSCI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公共文化政策体系随之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对我国公共文化政策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就公共文化政策进行了内容维度的统计分析发现:涉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公共文化经济领域的政策出台得最为密集。重点探讨了公共文化经济政策中相关财税政策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两大领域的现状和存在问题,针对公共文化经济政策优化,提出要促进立法保障文化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系统性,提升财税支持力度和效率,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模式创新及加强公共文化经济政策评估等若干优化建议。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分析及对策

一、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的现状分析政策制定是指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针对有关重要的政策问题,依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确定政策目标,拟订、评估和选择有关政策方案并最终择定的过程。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公民素质的提高和民主进程的加快,公民参与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环境下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指公民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策制定的一种政治行为[1]。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公民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中国社会政策60年

社会政策是旨在提升公共福祉的国家行为。国家实施社会政策,目的是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满足社会需要。因此,经典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导向。按照英国福利国家的设计者贝弗里奇的分析,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五大恶":贫穷、疾病、肮脏、无知、失业。受贝弗里奇的影响,传统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社会保障政策(解决贫穷问题),医疗卫生政策(解决疾病问题),住房政策(解决肮脏问题),教育政策(解决无知问题)和就业政策(解决失业问题)。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在各民主制国家多种政策产出机制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政策失灵:政策分析的一个新领域

公共政策失灵 ,可以理解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际预想的目标 ,并给政策对象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 ,公共政策失灵有其相对独立研究的必要性。公共政策失灵的研究 ,不仅可以避免价值偏好的影响 ,而且还能促进公共政策分析的深入和拓展。文章最后谈到了公共政策失灵研究应当立足的中国国情 ,并给出了初步的研究框架。     

整合性视角下公共政策冲突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探索政策冲突的根源出发,构建了"政府运行碎片化-冲突类型-政策要素-政策阶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公共政策实践中较为典型的七个政策冲突案例,并运用该框架对七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碎片化的超常规运作是政策冲突痼疾产生的根本原因,政府碎片化的不同维度相互强化、产生叠加效应,以及不同类型、不同要素、不同阶段的政策冲突相互交织,引发双向连锁反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论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包含公平、效率、实践性、可行性等,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价值问题。转轨时期的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应以社会公平为第一要义,以“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替代“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塑造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一种面向利益分析的政策研究方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必须更加重视各方利益的表达和协调,以实现共赢。本文在综合分析软科学和政策科学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现状的基础上,讨论当前政策研究在利益分析上存在的不足及其根源,指出政策研究需要超越先前主流的实证主义范式,发展面向利益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针对我国政策制定中利益分析和协调的现实需求,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讨论式博弈和综合集成支持的公共政策实验方法(EPRM),论述了该方法的基本思路、运用过程和若干焦点问题。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政策营销、政策获取意愿与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关系研究--基于政策知晓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良好的政策互动对于提升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政策主体与政策受众的双向视角出发,以人才政策为例,选取杭州市信息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三大重点产业的企业人才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方法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基于政策知晓度中介作用的政府政策营销和个体政策获取意愿对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政策营销、政策获取意愿与政策知晓度和政策有效性评价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激励评价政策的知晓度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分别为19%和13%。该研究细腻地刻画了政策知晓度作用于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前端机制,强调了关注政策受众心理体验的重要性,为政策营销工具的实践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共政策学的建构逻辑与发展路径:向第三分水岭进军——兼评《公共政策》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公共政策》深刻批评了传统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发现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实践的需求与多元学科知识的支撑,可以通过建构模型来认识政策真实世界,通过本土化研究拓展政策生命力,从而着力倡导建构“以问题为中心”型的学科理论范式,为公共政策学向第三分水岭进军提供了理论导图     

公共政策实验室:21世纪的综合政策分析环境

运用公共政策理论、系统方法论和现代信息技术 ,建构公共政策实验室 ,能够有效地弥补我国现实公共政策制定中社会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低、各种利益的表达和沟通不充分等体制与机制性缺陷。本文以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为例 ,提出了公共政策实验室的概念 ,对公共政策实验室的人员构成和政策实验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 ,最后分析了其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