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语境思维变革

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各个层次均引入语境理论,这一现象伴随着研究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深层变革。文学话语层面注重语境的实践性和对话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借助语境寻求语言的意义,反拨逻辑语言观,巴赫金倾心于发掘文学作品与整个社会生活语境的关联,以及文学语言研究中语境间的对话。文学阐释层面侧重语境的时空性,伽达默尔通过树立解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价值而创立现代解释学,瑞恰兹则将文本语境的时空长度无限延长,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文本解读的多义性。文学文体层面,各个语境主义文体学流派引入文本之外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信息,将文学话语与一般话语的文体研究打通,借助语境的开放性彻底打破了局限于文本内部的文本主义研究方式。     

传统文本观的谱系与新文本观的学理构建

20世纪以来，作为文论核心范畴的文本被赋予了不同内涵：结构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封闭、静态的与主体无关的审美客体；解构主义将文学文本看作开放的、生成流变的和互文性的非物质存在；建构主义将文学文本作为主体生命的呈现符号和意识形态话语交织的空域。可以说，文艺理论中的文本内涵似乎处于钟摆效应中，无论是向内的文本封闭性和文本间性，还是向外的文本主体性和社会文化性，均被不同流派的论者所强调并阐发。新文本主义则抛弃文本和“世界”的二元划分，以“语境文本”范畴统合二者。追溯文本的原初意义可以发现，文本具有的物性和事性在深层维度上都浸透着语境性。文本天生具有语境依赖性，没有超语境的文本存在。文本并不是以自身作为一种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文本的互动和关联之中生成的。文本并非对具体语境的描述，它本身就是构成具体语境的要素。以语境文本作为文学理论建构的范畴起点，可以重拾文学理论的审美价值维度、媒介多样性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     

文学改写理论的中国进路——兼评陈伯吹的文学作品选择与创作

改写理论是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文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相结合，呈现出多元学科研究趋势，并出现从注重文本研究转向注重文化研究之态势。一般认为．主流诗学、意识形态、专业人士和赞助人等因素是改写理论的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改写理论传入中国后，在对中国“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综合考量后，中国的研究者试图采用西方文学的理论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典籍作品。陈伯吹的文学作品选择与创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考察陈伯吹等中国现代作家对文学改写理论的践行与运用．不仅可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品性．还可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及进向。     

论贝内特文学批评理论的双重超越

托尼.贝内特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通俗文学与意识形态等同并排斥通俗文学的作法为问题意识,通过分析阅读接受的文本间性,重新界定通俗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复杂关系,有力批驳了对文学进行等级划分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贝内特融合了文学阅读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建构出以阅读为核心,彰显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文本与文本、文本与主体、文学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等交互作用的文学动态场域这一新型文学批评理论。这既是对英国文化研究受众理论的积极回应,也在理论方法上超越了受众研究和文学阅读理论。贝内特的文学批评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化诗学分析通俗文学现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法律现象．属于一种化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化观．法律现象具有民族性．但并不排斥它的世界性。在当代中国，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批判性地继承世界法律化．更加需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辨证思考，不懈探索。努力实现党的领导和法制建设的高度统一。     

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

本书研究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兴起的一股批判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左翼思潮——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历史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作品，它对美国其他法学流派的批判、对当代美国法律制度的批判，后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以及它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法学理论更新的比较。     

边缘文本的话语力量—“双百方针”前《人民文学》中的另类话语初探

文学期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创办于新中国成立时的《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学期刊的典型代表。“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主流叙事成为其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形态,但也发表了一批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在当时受到批评的边缘文本。本文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话语张力、人物心理的话语锋力和爱情主题的话语磁力三个层面,来重新解读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作品,以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历史语境下《人民文学》边缘文本所彰显的话语力量,从中获得启示和意义。     

文学作品与法律意识的培养--也谈“法律与文学”

"文学"与"法律"是一对相互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法律与文学"也是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视角。从文学的角度浅析"文学"与"法律"之关系,并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探讨其对人们法律意识培养的影响与可借鉴性意义,无疑是选择这个视角的必由路径。     

革新与内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悖论

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理论断裂、维新的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出革新与内卷的两歧性。其悖论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学自身具有的现代性因素,中国文学现代性重视空间体验以及跨语际交流所导致的变异。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悖论提示,要以中国文学实践经验为基点,抵抗全球化语境中以西融中的反向理论融和,进而探寻中西理论会通的新路径。     

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说：“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反思当代法律和政治理论中的诸多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对许多传统观念和保守原则提出挑战。特别是，本书试图减轻法律实证主义对现代宪法的束缚。在对法律与政治或法律原则与政治原则之硬性区分的价值进行思辨的同时，作者也希望努力缩小公法与法律理论之间的惯常鸿沟。”     

文学批评的现代走向——从文本批评走向文化批评

文学意义研究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围绕文学意义的研究大致有三种理论范式。第一种研究范式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为代表,它们认为文学的意义内置于文本之中;第二种研究范式以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德国接受理论和解构主义为代表,该范式以"作者—文本—读者"为批评理路,强调读者的解读功能;新历史主义把文学看成历史的组成,强调文本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权力话语,标志着西方文学批评由"作者—社会—作品—文化—读者"的新的历史转向。三种文学批评研究范式的演进是文学批评从文本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历史转型,这是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地图。     

“荒唐”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化误读与接受困境--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

20世纪上半叶,以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代表的西方“荒唐文学”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学观念的差异导致了“荒唐”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困境,具体表现在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误读与改写.只有充分理解西方“荒唐”儿童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才能避免误读和曲解,才能真正发现儿童文学的美学品格和精神诉求.这种尝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受和借鉴外国儿童文学,使之本土化的同时又不失儿童文学本原的审美价值,从而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     

主体性概念与文学的本质问题——文学主体论二题反思

文学主体论是刘再复80年代文学思想的总体归宿。这一理论中的主体性概念与主体性原则在西方哲学史中确立起来的核心蕴涵基本一致,其局限性极为显豁。主体性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我们需要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对主体的新质形态和未来主体性的新形式进行探索性思考。主体性理论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把文学问题与人的问题更为密切地结合了起来;但是,它也否定了反映论文学观。这种从主体性哲学基点出发对于文学的重新解释不足以对文学的本质作出完整而合理的界定。文学是多本质性的。     

对马克思主义法律经济分析理论的再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一切现象包括规范在内都可由经济因素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在关于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经济基础决定法律，这种决定作用是从“归根到底”、“原始的”、“最终的”意义上而言。本文试图探析尽管该理论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实践证明，即使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独立性最终体现为经济决定作用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律经济分析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     

超越法律

该书《译者序》说 :“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是波斯纳在自己的文章和书评上改写的 ,他的绝大部分篇章都针对了美国法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 ,针对了美国法学界的一些流派和争议 ,而不是讨论一般的、我们习惯的那些法理学问题。”“除了已经同波斯纳名字相联系的法律经济学 ,此书 (以及波斯纳的其他著作 )还涉猎了社会学、历史、文学、修辞学、社会生物学、新老制度经济学、实用主义哲学、阐释学以及性态学等等。”作者《原文序》说 :“本书既是一本法律理论 ·的书 ,也是一本 ·关 ·于法律理论的书 ;这两个介词分别指示了本书的建构性方面和批判性…     

中国住宅法研究

著者在该书《前言》中介绍说：“对住宅法的研究，在我国尚是一个空白。《中国住宅法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的问世将填补在此领域研究的空白。”“本书是以公民住宅所有权法律保护以及确保每一个公民享有公平的住宅权法律制度为核心展开的研究。作为理论性著作的重要内容，本书从中国住宅问题分析人手，对中国住宅私有化的进程、社会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三个问题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理论历经了实证主义、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几个理论形态。在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之前,西方文学批评几次转折,始终没有摆脱文本分析的泥沼,新历史主义则通过＂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概念促成了文学批评从释解文本转向观照历史。于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便成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是可以被构建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文本化与文学虚构性相联系的过程。通过文本将文学与历史联结起来,这正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于是,通过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互文性考察、并注重文化的话语权研究就可以解决＂新历史主义文学何以实现＂的理论问题。     

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论的理论渊源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观念占有重要位置.他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文化批评这个大的视阈中构建了关于文本生产的科学,即文学生产理论体系.他把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著均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理解文学问题,均在文化批评视阈下审视文学生产过程,因此,研究伊格尔顿文学理论观念过程中,从意识形态、文化批评和文学生产三个方面探寻其文学观念的理论渊源显得尤为重要.     

神话历史如何重构

沟通神话与历史、重构上古文明,可以说是文学人类学这一学派的特殊立场所在。立足文学本位,通过辨析虚构、真实与文学、历史的关系,重审所谓文学疆界的当代扩张现象和"文学终结论",发现在神话历史重构中,需要警惕仅仅将神话视为真实历史之部分反映这一表层理解,更不能将神话与历史混为一谈。把文学视为一个动态开放性的、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的符号体系,探讨其所表征的特殊的文化编码系统,在历史—神话的动态关系中发现新的知识秩序,是20余年来蓬勃发展的文学人类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意义所在。     

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意义

海外华人文学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 ,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文本中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全球化语境中 ,海外华人文学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它对确立中华民族文化在 2 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